梁启超和余绍宋饮冰室谈艺为欢

  天津民族路44号和46号,是一个由两座意大利风格小洋楼组成的院落,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如今,这里已被辟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对外开放。驻足于当年的饮冰室前,我们可以体会到梁启超在此著书立说、忧国忧民的思绪以及密谋倒袁、护国兴邦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况味。

  在1915年兴建的饮冰室新楼大厅里,曾悬有一张巨幅画作——《双松图》。这是由余绍宋画、梁启超题诗的杰作。梁启超的几个稍小的孩子如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等对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不仅因为这幅画很大、需仰视而观,也因余绍宋创作这幅画时,大家就围在画案前把整个绘制过程看了个满眼。梁启超与海内外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联系。上世纪20年代后期,浙江名士余绍宋寄居津门时,就曾与梁启超有过一段亲密交往。

  (一)

  余绍宋是近代书法家、画家、金石学家、诗人、法学家、方志学家和知名报人。由于余绍宋曾是梁启超的老部下,且与梁启超在治学上十分投机,因此寄居津门时,是饮冰室的常客。二人在这里曾有许多生动有趣的交流,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许多层面。余绍宋堪称梁启超晚年的知音。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樾园。他是浙江龙游人,生于广州。这是因为其曾祖宦游岭南,任连州知州。余氏家学源远流长,上溯七代,俱善书画,家藏颇富。余绍宋幼年即受庭训熏陶,16岁即成为诸生,20岁时任龙游新学堂堂长。他的书画造诣深厚,别具气韵。他曾游历名山大川,尤擅写山水、竹松,用笔洒脱,纷而不乱,允称神工。他常寻丈巨幅,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其书宗章草,流利畅达,且善诗文。他曾自诩,其生平“字第一,竹次之。”因平素不轻易为人作,故藏者亦愈加珍之重之。

  余绍宋习画迟在30岁,师从擅写竹石的京城画家汤涤。余绍宋治学严谨,内蕴深远,画作规整,但也常有神来之笔,因此很有风格。据说当时的日本皇太后曾斥重金购得余绍宋的风竹、雨竹、雪竹、月竹等四条屏墨竹。他在创作《春柳图》时说,“我用章草的笔法画竹,最得意的是画风竹和雨竹。而画柳则比画竹难得多。因柳枝竹叶须绘出其下垂姿态。我这一幅春柳,全用白描法,摇曳生姿,婀娜之中兼具刚健。”可见,余绍宋绘画讲究用艺术视角挖掘内涵,绝无匠气。

  余绍宋24岁时与马叙伦等同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求学,1910年毕业回国。余绍宋的过人才学深得长其10岁的梁启超的赏识。辛亥革命后,他服官京城多年,初在外务部和众议院任职。1913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余即在梁手下共事。二人旧交即始于此。1913年余绍宋起任司法部参事,后长达7年之久,初还被司法部选派为政治会议员。1921年,他出任司法部次长,但仅任职9个月即去职。

  深知宦海险恶的余绍宋,此后戮力传播中华璀璨文化,弘扬国粹。他曾相继担任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委、浙江文献委员会主委等职。他还在国立法政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当过教授。但他与梁启超一直保持联系。1925年余绍宋撰成《龙游县志》,梁启超欣然为之作序。这是一次成功的志书修纂,梁启超予以高度赞赏,“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

  (二)

  1927年夏,梁启超肾病加剧,不得不停止讲学,从北京返回天津饮冰室疗养。余绍宋也于当年7月7日从北京移居津门,寄居友人郭芸夫家。郭芸夫是津门绅商、诗人,其宅也在意租界,距梁启超饮冰室不远。故人相知,余绍宋遂成饮冰室的座上客,朝夕过从,话题涉及学术诸领域,但以书画、题赠、艺术史内容为多。梁启超曾愉快地记载下当时的情形,称余绍宋“闲日辄过我饮冰室,谈艺为欢。”余绍宋也说,“予避乱居津门,与任公梁启超先生过从最密。”梁启超还给张元济写信,推荐余绍宋去商务印书馆谋事。1927年10月,余绍宋离津。

  病患缠身并未影响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他开始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百种簿录之书于案头,朝夕探讨。”而余绍宋1928年3月返津后,则草创《中国美术史》,继续编撰《书画书录题解》一书。令余绍宋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数月时间里,他竟得以“尽窥饮冰室之所藏”。饮冰室里“典籍充陈,细钜赅备”,令“行箧无书”的余绍宋大喜过望。他“辄就借阅”,“恣搜饱览,以餍所需”。直到四个月后他离津,《书画书录题解》已完成了初稿的三分之二。

  当时,二人“大约间日必相见,相见不及他事,即各举两日间探讨所得,相与商榷而辨难之,时检所藏书以为佐证。”他们相互切磋,颇为投机,到了一个高级境界。但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有时意见相左时,不免争论一番。而正是这样,才促进了其学术研讨向深度开掘。经梁启超推荐,余绍宋于1928年5月在南开学校讲演《初学鉴画法》,讲稿还被刊发到了该校校刊上。

  梁思达等回忆说,余绍宋是个大嗓门,说话痛快,性情坦率。他经常在午休后造访饮冰室,常常是一进楼下过厅就高声询问梁任公在家没有,如看见梁氏家人、仆人则谈笑无忌。梁启超在二楼一听是他“大驾光临”,赶紧走到楼梯口来迎接,而且总会笑谑几句。

  除“接席长谈、从容商讨”学问之外,余绍宋还常在饮冰室或旧楼书房中以作画为乐。为方便其作画,梁启超着实动过一番脑筋、作过一番准备。他在卧室临窗处,特意安置了一张高架画案。这样,余绍宋就可以在较适合的光线下舒服地作画了。梁启超每每伺于左右,“每出所藏旧纸墨索作”。这是个生动有趣的场景。别人都知道这是梁启超兴致所至,也不便上前帮忙。余绍宋受此礼遇,并不拘束,总是兴致盎然。他运笔挥洒、泼墨恣肆,“或五日、十日作一水石,或食顷尽数纸。”他还特意给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画了四页册页,表示祝贺。

  余绍宋在饮冰室开了个“画室”,为饮冰室增添了欢乐,也似乎减轻了病魔对梁启超身体的折磨。(王勇则)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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