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吉林地方与朝鲜的互市贸易

      清代中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的互市贸易，对促进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吉林地方与朝鲜的互市贸易主要在图们江流域朝鲜一侧的会宁（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府城，与今和龙市三合镇相对）和庆源（咸镜北道庆源府治，与今珲春市隔图们江相望）两个边境城镇进行，史称“会宁开市”和“庆源开市”。开市采取以货易货形式，谓之“大换”。会宁开市始于崇德三年(1638年)，先是“宁古塔人持户部票文来贸农器、食盐”，后以为例逐年开市。庆源开市于顺治二年(1645年)正式开市，庆源距珲春城仅60里，“早间交易，晚可回还”。

      会宁开市每年举办，庆源则隔年一市，开市又分为“公市”、“私商”和“马市”。会宁和庆源开市之初，规模小，时间短，“人畜之来不过十五六，交易即去”，开市时间没有限制。到了顺治年间，每次开市“人畜近千，而驼骡过之，留滞至八、九、十日”，以致出现了“刍粮供亿，民不能堪”的局面。为此，清政府作出限制，每次开市“限二十日毕市”。并规定除通官跟役外，“宁古塔人三百二十名，马、牛、驼六百四十四匹支定数。”会宁开市一般在当年的十二月至次年的正、二月封江时进行。每年开市之际，吉林地方则按时由吉林、宁古塔、珲春等处派员带领兵丁，与礼部奏派通官前往朝鲜监视贸易。据省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的记载，嘉庆七年(1802年)吉林前往朝鲜会宁贸易的有“通事官二员，随带跟役四十名；章京一员，随带跟役十二名；笔帖式一员，随带跟役十名；八旗每旗派兵三名，随带跟役三名；官庄领催一名，壮丁十五名，跟役一名。”嘉庆八年，吉林将军衙门户司又以“赴外夷监视贸易，若随带兵役众多，难免不无有人滋事”。遂议定：“嗣后通官二员，应带跟役三十名；章京一员，应带跟役八员；笔帖式应带跟役六名；每旗派兵三名，应带跟役三名；官庄领催壮丁十六名，应带跟役一名。其携带马匹，每官一员带骑马一匹，兵役每名带骑驼马四匹。”同治六年（1867年）部派通官双赤、德贵二员，带领跟役三十，家人十二，满载四辆大车物品前往朝鲜监视贸易。所带物品有马、缎子、马褥子、高丽帽子、剪子、套布、宫绸、绫子、毡子、面镜、羊羔皮等。吉林八旗官庄也携带大量物品参加贸易。从朝鲜交易的商品仍以耕牛和食盐为主。

      监市官员主要监督商品交换，稽查违禁交易并维持市场秩序。市易期间，两国官员除了例行“监市”外，两国间的公市贸易也同时进行。所以每次监市的清官员都带有大量的物品，诸如皮张、布匹、手工艺品等，还有用来交易官牛的马匹等。朝方“例应进牛一百三十四只，分给吉林、宁古塔协领十员各一只，吉林官庄二十三只，宁古塔官庄二十只，吉林八旗每旗各三只，奉差之佐领四只，防御三只，笔帖式二只，通官二只”。而中方也按每牛一只“出给赏布”七匹。光绪八年(1882年)中朝会议水陆通商，两国间的公市贸易随即停止。

      会宁、庆源开市系为两国边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设。当时吉林、宁古塔、珲春等处经济比较落后，居住在此的边民由于缺少农业生产工具，就携带布疋、绸缎、皮张、马匹、驴、狗等物前往朝鲜交易耕牛、犁、铧、釜及食盐等。而“貉、水獭、猞猁狲、江獭等皮”及稀有珍贵物品，清政府是严禁交易的。

      中国与朝鲜图们江流域的互市贸易，向来“统由官员主持”，互市地仅限于朝鲜境内，又只能在冬天封江时，这种贸易形式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加之光绪初年日俄两国又加紧了对朝鲜的渗透，这不能不引起清廷重视。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水陆贸易章程》，光绪九年签订了《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和《吉林朝鲜商民贸易章程》。规定两国边民可随时在中国珲春、朝鲜会宁两地互市。除洋药、土药与军器严禁贩运售卖外，朝鲜红参例准输往中国，吉林貉皮、猞猁狲等也允许输往朝鲜。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吉林将军在珲春城西南的和龙峪设置通商局，专司吉林与朝鲜通商事宜。在珲春城西毗连俄界的西步江设分局，在图们江北岸的光霁峪设分卡。各局卡负责稽察贸易，征收税款，督理商务。这些措施扩大了商品交流的地域和范围，增进了边境人民的贸易往来，对于促进边疆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朝鲜“沿江各府尚无富贾大商，是以货物销售有限”，而且吉林边境地区人烟稀少，居民异常贫苦，再加上“官吏既无政治之思想，亦无经济之观念，举凡一切商业往往任其自然，不加研究”，沿边地区的贸易发展仍然极其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