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近代中国无需“重新发明”

      笔者的英文专著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中译本《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自去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蒙汪荣祖先生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书评，继而又于去年12月8日在上海《东方早报》加以转发（题为《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但读过之后，深觉汪先生未能静下心来 ，读懂全书，误解、曲解之处甚多，现仅将其中着墨最重者，略答一二。

 

      首先，汪先生把这本书的书名给译错了，望文生义地把reinventing一词译为“重新发明”。 其实，老先生只要稍稍查一下任何一部权威的英文字典，便会发现，reinvent或动名词reinventing主要不是或根本没有“重新发明”的意思。 例如《韦氏英文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界定是：“1. 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 2. 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or new way.” 在英文学术语境里，reinvent一词在用于话语、表达或叙事构造时，只有《韦氏英文词典》中的第二层意思，即“对某一件事物用不同的方式或新的方式加以表达或呈现”。 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重新建构”或“重新表述”，而不是什么“重新发明。”汪先生曾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理工学校教了几十年的世界史等公共课程，不至于对于英文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话语如此生疏。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实在令人错愕。

 

      汪先生从自己所误译的“重新发明”出发，认定笔者是用所谓“后现代”的方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史学，以“后现代”的所谓“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又责怪笔者“并没有用真正的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 这里，我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汪先生自己在这里并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遂无端地区分出所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畛域，然后人为地加以对立；第二，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历史实际（尤其是社会生活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均没有必要把不同的学术路径，硬性地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标签，然后自奉为正统史学的代言人，拒绝近几十年来源自非西方社会地域研究的新概念、新方法。正确的治学方式，应该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出发，有鉴别地、批判性地采用最恰当、最相关的概念理论，而不是像汪先生所抱守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第三，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这本书是从后现代史学的视角出发写成的，而仅仅是在个人的学识、能力范围之内，基于具体史实和现有材料，借鉴可取的现有学术成果，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干扰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书写所作的系统分析。

 

      汪先生又写道，“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在我的英文原著中，根本不存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即“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这 完全是汪先生自己杜撰、硬加上去的。这实在令人惊讶。他在做了这样的歪曲之后，宣称：“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其实，犯了错乱的，正是他自己。所谓“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完全是汪先生杜撰了原文中并不存在的那句话之后，自己演绎出来的；我自己的论述里，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我在本书第二章中，除了指出他们的现代化叙事架构与五六十年代西方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之外，更多的是去辨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奇怪的是，汪先生偏偏漠视了此一更为重要的论点。

 

      汪先生质疑笔者对蒋廷黻、陈恭禄史学作品的解读，认为“近代化叙事”的提法不能成立，理由是笔者在书中提到，“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于是他得出结论：“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这里，汪先生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即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表征本身之间的差别。我在本书第二、三章已经明确解释了这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不同。蒋、陈二人的专著中，对工业、交通等等具体的现代化表征，未予着墨，这并不妨碍他们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来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汪先生在论及此书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主义的论争时，又称：“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并武断地说：“他（指笔者）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事实上，我在讨论到国内史学界的历史主义争论时，从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中国史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并且在这一术语后面，专门加上“历史主义”四字的汉语拼音（见原著第21、108页），以区别于西方史学史上的historicism。看来，真正望文生义的恐怕是他本人吧。再则，笔者从未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史学论争。这是他自己加上的。至于西方读者是否如他所担心的“不知所云”，我只想请汪先生稍微翻一下最近刚刚出版的几则英文书评就可以了（见Choice 杂志2013年6月号,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年11月号,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3年10月号, 以及即将出版的Pacific Affairs 和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关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史学，书中突出它与以往的正统革命叙事之间的差异。对此，汪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既然李时岳等人的新说与以前的革命叙事都同样有着政治倾向，“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这里汪先生再次强词夺理。所谓“新启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指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思潮。所谓新启蒙史学，正是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我从来没有说有什么学术上的“启蒙”，相反，我始终强调的是这种启蒙史学的政治化色彩。至于具体到对新启蒙史学家著述的讨论，汪先生责怪笔者在将李与蒋廷黻做比较时，先说两人之间的历史叙述“相当不同”，后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于是感叹“何前言不达后语如此”。这里，汪先生再次发生了错乱。我在说到不同之处时，是在把李时岳与蒋廷黻进行比较，强调的是李时岳对洋务和维新的正面贡献的积极评价，以及蒋廷黻对近代化及改革屡遭挫折的原因的关心（见原著第177页，中译本第184页）；而在后面讨论到相似之处时，是在把黎澍（而不是李时岳！）跟蒋廷黻、陈恭禄等人进行比较，强调的是双方对自强、维新在总体上的肯定和对农民运动在总体上的低调处理（原著第198页，中译本第204-205页）。这里并无前后矛盾之处。至于汪先生责怪“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只能说，他并不了解这二十年中国大陆境内的史学动向。我在本书的第6章，已经把源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以及现代化叙事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何以流行一时，解释得足够清楚。

 

      汪先生唯一说对的地方，是这本书没有顾及台湾地区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他们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不过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放在大陆境内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历史叙事的建构，无意做到面面俱到，把港澳台史学也罗纳进来，何况它们在叙事建构和阐释框架方面，跟1949年前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或19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相比，并无多大突破。至于汪先生在这份书评中对本书其他具体论点的种种指责，相信只要读者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中文译本，便不辩自明。

 

      其实，这本书的主要意图，除了厘清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建构的脉络，钩沉其间学术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外，更为关心的是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之症结所在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为此，本书提出“在时”(within-time)和“开放”(open-ended)的研究取向。所谓在时，即在探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现象时，要摒弃过去那种从事后的角度，由事件的最终结局，反推和强调导致此种结局的各种原因，而忽视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其它各种可能性，以及其它各种与事件的结局并无直接关系的史实或趋向；而这些趋向或可能性，对于重建当时的历史真相，其重要性并不低于那些导致事件最终结局的诸种史实和因素。所谓开放，是针对中国近现代史整个过程的宏大叙事之建构而言的，即摒弃过去那种为一时的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而臆设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之终点或必然归宿，并且在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把对这些事件的评估跟所谓的历史终点一一连结起来；其结果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终归宿做出不同的界定，并相应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不同的定位、阐释和评估。相反，本书强调，始自19世纪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大转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史尚未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实践和今后的不断探索，说明其最终归宿仍在重新界定之中，在中国国家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走向变得清晰之前，对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终点”进行推测，皆为时尚早。此外，提出在时开放的史观，也是对过去西方同行所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China-centered history）和“分叉”史观（bifurcated history）的纠正。后两者所强调的，或是从以西方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社会内部看近代历史的变迁，或是从体现启蒙历史取向、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大写历史，转移到跟主流历史无关、却能反映社会底层日常真实状况的小写历史。换言之，这两者史观所主张的都是历史研究视角在空间位置上的替换，而在时开放史观（within-time, open-ended history）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视角在时间节点上的变换。

 

      最后，我想强调，学术书评，贵在客观持平，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上面提到的数则英文书评，都能秉承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关键论点，如实地介绍给读者，总体上给此书以中肯的评价，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从纯学术的立场，交换意见。一向以严谨著称、用词吝惜的哥伦比亚大学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 ）教授一口气用了三个形容词，“cogent, learned, and clearly written”（论说有力，涉猎广泛，文笔清晰）评价此书，认为“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均应阅读此书 。同时，这本书也为如何思考更广范围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借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称此书在两个层面上有开创性贡献，即对主导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书写的重大思潮进行了总结，并对“所有可能出错的叙事历史”作了“透彻”(thorough)、“微妙”(nuanced) 的评析。相比之下，那种盛气凌人，一味强词夺理写出的“书评”，除了误导读者和试图抬高自己之外，不具任何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