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期为何转向文物研究？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他在时代边缘独自构筑的人性小庙，而后期转而对文物的研究，也是另一种殊途同归。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所注重的不仅是“物”的真实，背后更是“神”的灵动，并终究落到“人”的创造之上。这恰恰也是知识分子会面临的命运一种：被逐出文学的庙外，却意外地有了庙外的自由。

　　沈从文用笔撞出自己的文学生涯，在踏入文坛之际，乡村和城市的分野将他逼迫到思考的边缘，他必然要面临理想风格和现实要求的冲突。大时代的波涛诡谲，正邪翻覆又使他看到文学在当时的孱弱与局限。

　　张新颖在《沈从文九讲》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文学创作的初始到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沈从文从湘西农村走入文学中心的尝试阶段；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是他从文学性迈入思想性的阶段；1949年之后，是他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的知识分子阶段。作者将沈从文的一生放在20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动荡的宏观视野上进行展现，“贯穿起这三个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他心目中贮藏着纯美人性的希腊小庙。沈从文不止在撰写故事，更是要塑造他心目中的“神样之人”。

　　面对复杂的时代与社会，沈从文认为一定得有一剂药方来拯救当前人性的堕落，在《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代表作中，他所致力于配制的就是这样一剂药房，但是大时代的声音是“匕首与投枪”，沈从文写湘西百姓，却不关注他们的苦难和贫穷，反而满怀欣喜地赞美，“革命的浪潮”紧接着就劈头盖脸地袭来了。

　　沈从文始终坚守着一种边缘性。从他自认为是“乡下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将避开大时代的波涛，专注在自己的庙宇中谱写人性的小乐章，被指所谓“落后于时代”。沈从文在1949年后，不是没有尝试过重新提笔写小说，但几经尝试，他最终辍笔，转而研究文物。他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不那么“适合于”写出来的矛盾处，则放置在家信里。

　　《沈从文九讲》中有一段写道：“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

　　沈从文后半生的文物研究涉及的面很广：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却只编著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本。从1964年初夏开始，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由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

　　文物研究第一是为谋生，却也给沈从文提供了一个相对避世的空间，让他躲过文灾字祸的冲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小物”着手，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材料，尤其是绘画实录互相作证，进行对比，理清文献疏失，也得以借沈从文的笔，看出那些活着的过去。新石器时代已有的出土遗物证实，五六千年已有种种天然材料编织制品和手编织物被广泛应用，同时也出现了原始纺织手工业。母系氏族公社的山顶洞人遗址里，发现过磨制的骨针和刻有弯曲或平行浅纹的骨角器，埋葬的尸骨上散布着赤铁矿粉，随葬物有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兽牙可能从猎手的纪念品演化为装饰物。

　　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老妇身上保存完整衣服十二件，九件均属“曲裾”，这是按照《礼记》上说的“深衣”裁制而成。这也就证明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作的深衣裁制式样不足信。

　　再比如唐代妇女胡服，根据出土材料比较，前期受高昌、回鹘文化影响，特征为高髻，戴尖锥形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长袍，后期在元和以后，受到吐蕃影响，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特征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眉作八字低颦，这些在唐人绘《纨扇仕女图》《宫乐图》中很有代表性。

　　这本书便是沈从文对物的摩爱之集大成，所注重的不仅是“物”的真实，同时也是“神”的灵动，终究落到“人”的创造之上。

　　选择研究文物是一项虽然遗憾却必然的选择，早在当兵时候，沈从文对文物就有了兴趣，“认识我自己的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经历过精神危机，沈从文的信仰已经变得成熟。他所依旧坚持的人性，其实就在他的“抒情考古学”中，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

　　张新颖评价道：“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沈从文对文物研究和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显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和信念，沈从文才能从一事一物跳出，在文学实践中一步步走向独立思考。文学和文物，是他对“人性”的爱慕与信心之两端。他看到了先人对于美的创造，这标示着一种对生活的精细和认真。和大时代粗糙的口号与公式化的“流派”相比，久远的文物所涵蕴的美在他那里无疑更为坚实。

　　对此，《沈从文九讲》这样总结沈从文的人生所带来的启悟：“沈从文的好处，便是他跳出了这个被规划的、建立在人是一般主体之上的‘现代世界’，置身在广大的天地里面，从这个角度去看，不但现代图像化的世界的弊病他会看得很清楚，而且人在天地之间的悲哀和他所体现的天地的生机——那种永不止息的生气，他也有相当的体会”。

　　张新颖通过《沈从文九讲》，展示出沈从文思想轨迹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出沈从文从湘西的清新自然，坠入精神危机，在政治风波中动荡，最后选择文物作为下半生研究方向的必然。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如是说。沈从文的“不折不从”，就在于他能够在周遭的寒冬中，依然保有夏日的热情。他在艰辛的思想探索中，起初在文学，后来在文物，重新发现人性的美之痕迹。

　　被逐出了文学的庙外，却意外地有了庙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