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载：十八世纪清朝文化的见证人

      在研究近三百年的中国历史时，学界对于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纪和外患丛生的十九世纪颇感兴趣，而十八世纪的康、雍、乾盛世则往往被认为缺乏国家危机和现代化的变革动力而显得平淡。但当代学者的许多专著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丰富和活跃，如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及《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沈津《翁方纲年谱》，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的精英意识》以及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等等。这些著作广泛涉及十八世纪的学术、社会和文化史，而本著《钱载研究》的编撰动机也是希望加入这股研究潮流，通过对钱氏生平和艺术成就的个案分析，管窥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史之一斑。

      钱载一生在多方面取得成就。他是乾隆时期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官员，多次主持中央和地方考试，为朝廷选拔了众多人才，他曾为乾隆帝讲解儒家经典，并出任皇子们的老师。作为学者，他参与了纂修《续文献通考》，后来又担任四库全书馆总阅官。身为“秀水派”的领袖，他无疑是十八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同光体”。他又是一位卓越的画家，不仅清代画史对他评价颇高，画作亦被乾隆、嘉庆二帝收藏，录入《石渠宝笈》。虽然不以书法名世，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仍将他列为清代九十一位有影响的书家之一，作品与王时敏、朱彝尊、石涛和伊秉绶等人的书法同归在“逸品”。他在四库馆时和戴震关于考据学的争论，以及因考证尧陵应在山西平阳而遭乾隆帝的斥责和群臣的围攻等，均为清代学术史上有名的事件，至今仍是学者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在如此多文化领域取得成就和拥有名望，不仅在他的时代，即便是有清近三百年的文化史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钱载得寿八十六岁，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阔。他生于浙江嘉兴的诗书世家，四十岁前主要在江南度过，之后寄居北京。由于久困科场，只好以坐馆为生，生活可谓落魄，是典型的江南布衣文人。1752年他四十五岁时，才终于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进士，开始了此后一帆风顺的仕途。其间五典乡试，一任学政，宦迹遍及大江南北，最后官至礼部左侍郎，成为朝廷正二品大员，七十六岁蒙恩以原品致仕，优游林下者又十年。据沈津《翁方纲年谱》，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年寿在八十五岁以上者仅有八人，而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这八人中一生纵跨康、雍、乾三朝的仅钱载一人。生于1708年，卒于1793年，钱氏的一生几乎涵盖整个十八世纪。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为了表达历史的整体性，将历史分析分为“事件”、“局势”和“长时段”三个层次，“事件”虽然最为人所瞩目，但它常常是数十年“局势”变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钱载漫长的一生不仅见证了十八世纪清朝的许多文化“事件”，也经历了百年间的“局势”变动。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钱载无疑是十八世纪文化史个案研究的理想人选。

      《钱载研究》计划由《生平卷》和《艺术卷》两卷构成。《生平卷》即《钱载年谱》。年谱是中国史志的传统体例，其长处在于材料丰富，为分析性的历史写作保留大量原始文献。本谱不预设谱主的身份，即不以诗人、画家、文臣或学者定义谱主，而是广搜博采有关钱载的各种史料，意在为《艺术卷》的写作及对谱主有兴趣的其他研究者提供比较全面的基础史料。惟其如此，虽然在付梓前作者潘中华博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删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年谱仍然有六十余万字。

      年谱其实不仅是基础史料，按照年代编排的大量史料其本身也富有昭示意义，只是现代历史写作追求创造性的提问和分析结论，所以年谱带着一副过时的样子受到轻视。抛开简单的进步观来看，明确提出问题统领史料，与不明确提出问题而罗列史料，这两种历史编纂法各有长短。对问题导向的历史来说，其创造性并不体现在它能提出问题，而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的质量--这问题能否击中要害、直指人心。费正清以“冲击-响应”说统领中国近代史，击中一时要害；阿里埃斯写死亡，直指人心。敏感的历史学家总是能够抓住那些最具昭示性的问题发出先声。

      可是“历史是坚硬的解释果核，外面裹着史实的果肉”（卡尔《历史是什么》）。不论问题导向的历史多么成功，时代人心一变，对历史的要求就会变，新时代的史学家又会把探照灯转向历史的不同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费正清的理论固然杰出，然而现代学者却绝不肯满足于再用“冲击-回应”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原因，他们要提出对这个时代来说更具昭示性的近代史框架。这不是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结论终将耗尽它的意义，散落的史料砖块却静待新一代人拾起。

      与问题导向的历史相比，年谱虽不提问、不分析，但面对平铺直叙的史料，我们在当下所感受到的细细碎碎的问题，连同个人和集体的情绪，无时不在与这些史料交流碰撞，因之能够产生出深层次的问题，也因之而能够感受到一股整体的昭示能力。法国汉学家、《戴名世年谱》的作者戴廷杰说得好：

      我们要用比较宽阔的视野和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但我不认为应该由某一理论来指导。更坦然地说，我越来越怀疑搞史学研究需要运用某种理论。这并不是说史学家要放弃理论，但他首先要恢复事情的原状，甚或还历史的真相。尽管真相是脆弱的、相对的，但是我相信是存在的。撰写年谱的这些年让我认识到坚实的博学工作的益处，并感到这一任务的崇高。（《学镜： 海外学者专访》）

      我们对历史的观感不能完全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将年谱作为《钱载研究》基础的原因。希望读者可以藉此对历史的原状产生一些直觉。

      《艺术卷》涉及诗歌和绘画两个部分，这也是钱载留下的主要文化遗产。诗歌部分包括钱诗笺注、萚石斋诗论和研究文章。《萚石斋诗集》付梓两百多年来，多次再版和选印，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大规模的笺注，《艺术卷》从《诗集》两千多首诗中刊选代表性作品二百余首，进行较为详细的编年笺释，并特别注重对“今典”的注解。钱载的诗论散见于他对古人和时人诗作的批评中，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批评的整理和出版，让有兴趣的读者对他的诗学思想有所了解，同时帮助厘清乾嘉时期诗学发展的脉络。例如，翁方纲的“肌理说”被认为是当时重要的诗学理论之一，其实翁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钱载的诗学批评。萚石斋诗自清代以来评论颇多，均以旧体诗话的文体出之，近代学者如钱锺书和钱仲联等亦未例外。最早以现代学术的形式对钱诗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台湾学者何明颖，他于1980年完成了近十万言的《萚石斋诗研究》。此文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其中的分析方法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借鉴，是近年来大陆接续问世的数种相关论作的先声。由于何教授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并奠定了当代钱诗研究的基础，我们选用了他的论文作为萚石斋诗的研究成果。

      十八世纪上半叶，扬州画派兴起，它的审美趣味与平民市场颇为贴近。钱载与金农、罗聘均有交往，又数游维扬，但他在绘画创作上却取径不同，自有传统——兰竹上溯元代赵氏一门，花卉则取法吴派的小写意，又将诗书和学养自然地融于画中，呈现出简澹隽雅的格调，与扬州画派张扬恣意的画风形成鲜明对照。论者以为“所写兰石最为超脱，画兰叶纵笔偃仰，神趣横溢。石用飞白法为之，遒劲流转，绝无滞机。真能摆脱俗格，另辟町畦，卓然尘埃之外”（秦祖永《桐阴论画》）。钱载虽然没有去迎合市场化的趣味，可他的画作在当时仍然受到收藏家的青睐。例如，1803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十年之后，琉璃厂多宝斋卖出其一幅梅花大帧，售价竟是原丝银六两，买家张大镛称“足以见其声价之重”（《自娱悦斋书画录》）。一幅“当代画”能卖六两银子，不禁使人想起郑燮在扬州的鬻画润格，其中的大幅标价也是六两。钱、郑二人的画价在乾嘉时代相类，这是颇有意味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板桥的润格是悬在工商业繁荣的扬州，而萚石的画价则出于上层文人云集的京城，这是否也反映了两座城市、两种文化的不同品位和不同取向？事实上，钱载的绘画历来为士林推重，钱维城在论及“闲写”即写意花卉时，于同时代人中唯独推崇钱载，而钱泳评其兰竹“书卷之气溢于纸墨间，直在前明陈道复之上”（《履园丛话》）。在扬州画派流行的年代，他们的评论或许别具深意。

      《艺术卷》所选的绘画注重四个方面：萚石斋不同时期的作品，反映时人雅集和纪事的作品，作为词臣画家的进呈作品以及与钱载绘画有关联的画家之作品。研究文章分析了钱载绘画的风格和品位取向、其作品在画史上受到的关注和地位, 并同时探讨了萚石斋对后世画家的影响。文章也对钱载绘画的代笔和作伪问题进行了讨论。

      乾隆皇帝1735年登基，1795年退位，他统治了中国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妨称十八世纪为乾隆时代，是学者所说的Pax Sinica，太平盛世。然而,也有人从世界大格局的角度注意到了这一时段中国知识的落后性和思想的保守性。有鉴于此,如果人们从钱载的个案研究中能够得到一些信息和启迪，从而对中国的十八世纪有更具体、更细微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出版《钱载研究》所希望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