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家夏鼐的点滴往事

2014-08-12 16:37:04 来源：北京青年报已浏览次

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信请教，夏鼐每信必复，而且回复得很快

原子能所一对有才能的夫妻被错划“右派”，即将下放劳改，夏鼐点名调到考古所重用

顶住莫大的压力，夏鼐坚定地请钢铁专家重新鉴定出土铁具，避免了一场学术混乱

◎受访者：王世民

◆采访人：宋希于

本版私人史传主夏鼐(1910-1985)

浙江温州人。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

今年6月，《古代埃及的串珠》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这是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撰写的埃及学博士论文著作。此书写成到现在出版，七十余年过去，人们仍然发现书稿的学术价值非常重要。

为了更好了解夏鼐先生严谨治学的风范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历程，我们特地访问了曾长期在夏鼐先生身边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请他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新中国田野考古骨干无不亲受夏先生的教诲

问：听说您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夏鼐先生的？

是的。我进北大读书是1952年，那一年正赶上高校院系调整，所以开学比较晚。

那年的新生是12月9日开始上课的。夏鼐先生因为回温州接家眷，他的“考古学通论”课拖延到1953年的1月5日才开始讲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夏先生。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全班共50多人(分专业后考古班不到20人)，但“考古学通论”课是全系的必修课，几个年级100多名同学齐集文史楼108教室听课。

问：那时候夏鼐先生是怎样讲课的？

那时候，夏鼐先生每周一次、两段时间，上午两个钟头讲“考古学通论”课，内容包括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下午是“田野考古方法”课，主要讲述简单的发掘、测量、绘图和文物修复方法，他对这些全可以亲自操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夏先生能够讲“考古学通论”课，这门课大概持续到1956年。其间，文化部、科学院和北大合办的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各省文物机构在职干部，在室内学习各门基础知识一个多月，田野考古实习一个多月，训练班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课也都由夏先生讲授。所以，上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新中国田野考古骨干，无不亲受夏先生的教诲，都是夏先生的弟子。

当年上午的“考古学通论”课上，我跟夏先生没有个别接触。下午的“田野考古方法”课，他曾领着我们年级考古班的十几名同学在未名湖北岸实习简单的测量，坐在湖边的草地上解答问题，还曾手把手地教我们用火漆粘连陶片。这让我们感觉到他是很平易近人的。

大学期间的接触，还有四年级时与夏先生的一次通信。那是1955年秋季，我们班在西安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当时考古界有个提法，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是为历史科学服务的”，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对这个提法存在疑问，感到考古学既然要“为历史科学服务”，岂不成为辅助性的学科？有一天我和指导发掘实习的石兴邦先生说起这事，石先生说：夏所长正坐镇洛阳主持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调查，这一阵子他比较清闲，你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于是我就贸然给夏先生写了封信，想不到过了没有几天，他就给我这个在校大学生写来了回信。他告诉我，广义的历史科学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又包括考古学，“为历史科学服务”并无贬低考古学作用的意思。后来跟他长期接触，深知道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给他写信，他都是每信必复，而且回复得很快的。

60年代初期，有个在江西念书的知识青年想请夏鼐先生帮忙调到考古单位工作，夏先生回信告诉他：各单位正在精简机构，目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年轻人不大识相，仍三番两次地来信，甚至冒冒失失地直接跑到夏先生家里去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厌烦。即使这样，夏先生依然耐心接待，给予鼓励。这种事情从夏先生的日记和所收集到的他的信件里可以看到很多。70年代有个年轻人写信托他购买标点本的《史记》，他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忙买了寄去，那个年轻人又来信索要发票……而夏先生却不厌其烦。从这些地方，就能看出他个人性格的平易近人。这就不像某些架子大的先生，对素不相识年轻人的来信往往置之不理，或委托他人回复。

夏先生从来不摆架子，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简直是随时可以闯进去求教的，没有秘书挡驾一说。

定陵发掘工作结束后夏先生住院疗养五个多月

问：上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在考古所里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夏先生在50年代主要有两项最重要的贡献。一项是定陵的发掘，这是吴晗主张的事情，吴晗是明史专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所以他倡议发掘明陵，让北京多一个旅游景点，也希望能够发掘出什么对明史研究有价值的东西来，于是他联络了郭沫若、范文澜等几位高级人物给国务院打报告。本来夏先生和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都不赞成发掘明陵，但国务院批准了发掘，就得承担下来，努力做好。开始是准备要发掘规模最大的长陵，夏先生他们主张为慎重起见，先找一座小一点的陵墓试掘，以便取得经验，这才选择了定陵。

既然决定发掘，那么夏鼐还是投入了全力：不仅从所里派比较得力的技术人员去参加工作，关键时刻还亲临现场实地操作。当时夏先生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在定陵工作两三天就呕吐不止，回来恢复一下又去工作。夏鼐的日记就明确记载，那段时间他先后呕吐了多少次。发掘那会儿，通风等条件都很差，他就趴在棺材上清理，许多重要的东西都是他亲手清理的。比如皇后的凤冠，经过他的清理、绘图，才可以复原。现在看上去这么漂亮，如果不整理的话，都散了，只知道珠子是皇后帽子上的，皇后帽子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这一点来讲，考古人员对于盗墓者是恨之入骨！因为盗墓行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重要的信息往往都被破坏掉了。整个定陵发掘工作结束后，夏先生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和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五个多月。这是他有生以来住院休养最长的一次。

再一项贡献，是引进了国外新发明的用碳—14来测定年代的技术。夏先生1955年5月看到新出版的美国科学家利比著《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一书，敏感地认识到这对于史前考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立即写文章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并呼吁尽早在国内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以应考古研究的急需。那个时候要搞碳—14实验室谈何容易！这是核物理方面的事情，而考古所要搞，在资金和人员上都有极大的困难。于是夏鼐先生就去找了中科院原子能所的所长钱三强，他打听到原子能所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仇士华、蔡莲珍，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业务上非常优秀，但被错划成“右派”，要被调出该所，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就点名把这两个人要到我们考古所，在考古所的组织上、工作安排和经费上又采取一些倾斜的政策。这样，在1965年就自力更生地建立了全国的第一个碳—14实验室，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见他抓这些技术问题抓得很关键、很及时。

问：这个时期夏鼐先生他个人又在研究什么？

从他个人50年代、60年代的研究来讲，主要是做了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考古研究，因为当时中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外国钱币，说明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当时，对于涉及到世界性问题的研究来讲，考古界从业人员普遍外语水平还比较低，对国外的知识也比较缺乏。他们进行考古发掘还可以，但做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就比较困难，只好向夏鼐先生请教。而且当时所里的图书条件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对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夏先生也具备着深厚的知识和造诣。他对于古墓中的天象图、发掘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以及金属制品都做过研究，也知道应该找哪方面的专家来进行协助。在科技史的一些方面，国外研究者比国内研究者先进，比如中国的丝织品就是外国人先开始研究的。夏鼐先生在一些领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7年在洛阳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发现了一幅天象图。开始曾有学者发表研究文章，但是所提出的解释却很值得商榷，夏鼐先生后来写了文章予以批评和订正。他指出中国的天文学系统和西方的天文学系统是不同的，先得弄清楚两个系统间有什么不同，才可以进行研究下结论。研究中国天文学系统，不能拿现代的星图去比勘古代的天象图，得结合相同或相近时期的历史文献来考证，不然就会犯错误。

还有丝织品的研究。他最早是研究新疆的丝织品，文章中纹样的组织图都是他自己先画出草图来，再请专门的绘图工作者清绘。其实夏鼐先生家里从祖父起，就是搞丝织的，从小见识过这些，了解其中原理。夏鼐先生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当年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晚上在台灯下就拿着不同的线自己摆弄，然后画出图来。马王堆汉墓发掘后，出土了很多丝织品，约请上海纺织科学院和上海丝绸工业公司合作去做研究。据当年做这项研究的工作人员亲口跟我说，他们接受这个研究的任务后，第一步就是找来夏鼐先生的文章仔细阅读作为启蒙。纺织工业部一位副部长主持写纺织技术史时，也请夏鼐先生去给他们做过辅导报告。可见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之深。

夏先生打着测量标杆做成的“黑旗”游街

问：从《夏鼐日记》看，“文化大革命”初期夏鼐先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文革”初期，夏鼐先生是1966年6月中旬被所里的“战斗小组”责令自我检查的，让他写一些交代材料，但尚未限制行动自由。8月初开始被监督劳动，主要是所里盖房子的辅助劳动，递砖、送泥灰等。参加劳动的人数大概也就是十个人左右。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学习，晚上还要打扫厕所。这时就被限制行动了，有时传达文件和会议不准参加，去北大等处看大字报也不让去。

问：我记得日记里记闹得最凶的时候，考古所里有一次游街？

那是1966年8月23日，那天考古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北大学来的给人戴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找来测量用的标杆，弄一块黑布挂在上面，让夏先生打着这面“黑旗”在前面领队，又有行政副所长牛兆勋戴着个小“乌纱帽”，弯着个腰敲个小锣“鸣锣开道”，后面跟着头戴各式纸帽的“牛鬼蛇神”，极尽丑化之能事。当时的情形和被游斗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记里面都记下了详尽的人员名单，以及被污称的头衔，共计29人。当时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占比例相当高了。

再有就是9月上旬在所里开过一次“斗争三反分子夏鼐大会”，还曾邀约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以壮声势。那是一次比较正式又搞得很凶的斗争会，地点就在夏先生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摆了几个长凳子和桌子。那时尚未兴起“喷气式”，但有几个人低头站在旁边陪斗。

后来，包括考古所在内的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打起派仗，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考古所的夏鼐等人仍在牛棚之中。前后两年的时间，仍然在所里劳动，主要是扫院子，再为冬季取暖搓煤球。这个活很脏，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听他夫人说，晚上回家给他烫手，贴橡皮膏，第二天还得继续搓煤球。到1970年5月，考古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夏鼐那时参加烧砖建房中的轻微体力劳动。

1970年10月夏鼐先生因夫人生病请假回家，正好赶上考古所接受一项外事任务，帮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代羊皮书。所里留守的负责人王仲殊(原为所学术秘书，后继任为所长)，让夏先生留下参与这项工作。再后来又协助郭老接待日本等国外宾，奉派出国访问，以“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身份一再见报，这样实际上就较早地宣告“解放”了。军宣队正式宣布“解放”夏先生的时间，要迟至1972年末。

问：您这一时期所参加的几个重点项目，比如《辞海》考古学条目的编写，比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编写，都是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作为领导，对具体工作具体问题的指导方式是怎样的？

最早考古所编写过一本“十年考古”，正式书名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这本书是夏先生主编的第一本综合性论著。他认真审阅每一篇稿子，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初稿，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人员在现场发掘之后很快突击写出的，拿来找刚刚恢复的文物出版社。当时文物出版社方面热衷于出版豪华的图录，对于科学性强的考古报告则基本外行，于是便和湖南的同志一道携带马王堆报告的文字初稿和插图初稿来考古所向夏鼐先生求援，希望考古所帮忙修改定稿。夏鼐和王仲殊两位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先确定由比我高两届、专搞秦汉考古的黄展岳承担，继而又增派对古代礼制问题感兴趣的我一道参加。为了争取时间，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工作。我们改写好报告中的一个章节，即请夏鼐先生审定一个章节，他审定后即将这个章节送到沙滩红楼的文物出版社，由责任编辑编排版面。

夏鼐先生的把关一向很严，他对容易疏忽的小处都抠得很细，比如各类文物数量的统计，不允许分类数层累计后与总数不符。再是夏鼐先生要求用字一定要规范。记得我曾将“碰头”的“碰”字石字边错写为足字边，成了“踫”，夏先生就拿了《新华字典》给我看，严肃指出我这里写得不规范。50年代我做秘书工作时写一个材料，照一位老先生的用词法，墓葬旁边有车马坑写作“祔葬”，夏先生立即纠正，拿出字典告诉我，只有夫妻合葬才能称“祔葬”。大墓旁边的车马坑只能称作“附葬”。这充分表明了夏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还有是在涉及科学概念时，夏先生对用词更不允许含糊。有一次我写综述考古新发现的文章，夏先生特别指出一定要弄清楚“生铁”、“熟铁”和“钢”三者含碳量多少的差别。河北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经冶金部单位分析已鉴定为熟铁，夏先生因其含镍量甚高，不能断定其为人工制品，顶住莫大的压力，坚定地请钢铁专家重新鉴定，最后弄清楚是陨铁制品，避免了一场混乱。

《夏鼐日记·温州篇》补齐错漏增补五六万字

问：1982年，社科院胡乔木院长亲自劝驾，请夏鼐、钱锺书两位学者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这一次的“突然袭击”，以他将夏、钱二位说服而告终。关于这件事，您了解的情况是如何的？

1982年6月，社科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拟定了，决定之后由马洪继任院长，但名单中的两位副院长都是中年学者，胡乔木感到他们在学术上不大知名，对外有所不便，决定请出夏鼐、钱锺书两位著名的大学者来当副院长，并且要把名字排到前头，具体事务都不必管，只是要借他们两位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夏先生当了社科院的副院长后，并不到院部去上班，也很少参加院务会议。偶尔与会，也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

问：对于有志于做学问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夏鼐先生的治学风范上，有哪些闪光点是最值得学习的？

最值得学习的是他的谨严治学精神。他去世时，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考古学会的悼词，对他学术上总的评价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这八个字，不是知名学者人人都能够用的。

说他“学识渊博”不是空话，他确实是渊博而又善于积累的。我们所图书馆里的书，有的人能够借出上百种，而夏鼐先生的借条很少，都是随借随还，甚至都不借出书库。冬天很冷的时候，他常披着皮大衣钻进并无取暖设备的书库，长时间检阅资料，把所需的内容用小纸条抄记下来。杂志来了他也翻得很快，一下子就把该抓的重点抓住了。

问：您退休之后，就一直在忙着编辑和出版《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吧！

是的。我是1995年退休的，退休以后就开始编夏鼐先生的文集。之后中间还参加过一段“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此外绝大多数的精力就都放在夏鼐先生身上了。

整理夏鼐先生日记的工作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酝酿的。因为我长时间在夏鼐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秘书性工作，参与多种编撰项目，又有七八年时间跟他做过邻居，所以同他的子女也都很熟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考古所几任领导王仲殊、王廷芳、刘庆柱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夏家家属的同意，于是在2000年11月底，约请夏素琴、夏正暄、夏正楷、夏正炎姐弟四人到考古所一道洽商，决定整理《夏鼐日记》。先由他们初步整理，进行誊抄和录入，然后由我统稿和把关，负责最后定稿。当时商定对日记的内容除涉及家事和个人隐私者外，不作删节。家事由夏鼐长女夏素琴掌握，总的方面由我来掌握。日记开头十年到二十年原由家属手抄，因为原文往往字迹潦草，他们对生活琐事曾有所省略，我察觉后尽可能地做了追补。最近出版的《夏鼐日记·温州篇》，将错漏基本补齐了，增补了五六万字。这些内容虽说不一定有学术价值，但对了解风土人情仍有意义。比如温州人怎样过年、婚丧嫁娶和生孩子的习俗，都是可贵的材料。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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