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睿智 勇于开拓 奖掖后学——韩伟

      韩伟先生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及教学工作，为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韩伟先生的老部下、助手和学生，草就此文，以表追忆。

      五十多年来，韩伟先生先后参加过唐代帝陵、何家村金银器窖藏等重大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主持过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长期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秦宗庙遗址等大型项目的考古勘查、钻探和发掘研究工作。可谓：学术眼光独到、田野功夫精湛、考古发现众多、著述丰厚。

 

      1976年，刚刚接手雍城考古队的韩先生在调查时听凤翔县南指挥村民赵某说附近有一块地不长庄稼，第二天早上就带领探工前往钻探，第一铲就打出了五花夯土，发现了秦公一号大墓。1982年凤翔秦都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发掘刚刚结束，学兄赵从苍、马振智和笔者之一执笔的简报尚未完稿，先生就将其论文《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交给我们参考。1983年夏的一天，先生早饭后从雍城乘长途汽车到扶风，和罗西章先生一起考察新出土的法门寺唐中宗下发入塔石碣，并操刀完成了《法门寺出土唐中宗下发入塔铭》一文，晚饭前又回到位于凤翔县南郊的雍城考古队。等等。先生聪慧机敏、博闻强记，洋洋数千言，立马可待；由此可见一斑。

      继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现雍城南郊十三座秦公陵园之后，韩伟先生又将眼光转移到秦都雍城。他认为，秦公陵园虽然很重要，但还应是秦都雍城的附属物；发现不了城墙、宫殿，掌握不了大致范围和布局，雍城考古的阶段性工作都不能算作结束。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的同时，先生带领我们一群当时还年轻的考古队员，走村串户、上坎下沟、在凤翔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山水水中寻寻觅觅。时至1985年，雍城考古队确定了雍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基本搞清了雍城城垣的大体形制和规模，大致了解了城内“雍太寝”、“雍高寝”、“雍受寝”三大宫殿区的时代及布局。调查发现了“祈年宫”、“棫阳宫”等城郊宫殿，钻探发现了马家庄朝寝、宗庙等建筑群遗址，发掘了姚家岗宫殿、马家庄宗庙等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标本。秦都雍城成为先秦诸国考古中发现最多、收获最丰、资料掌握最完整的都城之一。二十年多后，我们在分别主持周公庙、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时，禁不住对先生当年宏观的学术视野多次称道，予以折服。

      借助于雍城得天独厚的地下文物资源和亲手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韩伟先生先后撰写、发表了《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秦陵概论》等重要文章。在考古界首次对关中春秋战国秦墓进行分期；首次对秦公、王、帝陵进行分区、分期研究，首先发现、发掘并研究了秦人的宗庙；在考古界首先提出“秦人东来说”；并论述了“屈肢葬”的渊源和意义。在致力于秦文化研究的同时，先生还以自己参加整理、发掘的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为基础，广泛搜集海内外出土、收藏的唐代金银器，系统整理了唐代金银器工艺、图案，建立了唐代金银器编年谱系；在国内首次出版了研究唐代金银器的专著，被欧美学界誉为“国际性的中国金银器研究专家”。

      时至今日，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仍然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大量引用；即使个别的观点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议，如“法门寺唐密之谜”、“汉阳陵罗经石遗址太社说”等，但其字里行间无疑闪烁着先生机敏思维、博学睿智之火花。

      1994至2001年，韩伟先生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当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经费紧缺、项目不足，相当一部分人员无事可做，处于一种安定团结、蓄势待发的局面。先生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一回所，马上调整机构、调配人员，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方面找米下锅，将原有谈判、钻探、发掘、整理研究一条龙的随工清理队，改为业务办公室，抽调多名专业人员，专门从事外联、争取基本建设考古钻探、发掘项目。随着全国经济建设的加速，短短一年多，考古发掘、研究项目及经费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改变了此前经费紧缺、项目不足、无事可做的局面。另一方面“先治窝、后治坡”，先生亲自出马，跑文物局、土地局、规划局、财政厅、发改委，多方争取项目、经费。成功地建办公楼一座，住宅楼一座（四十九套），极大地改善了办公、科研条件，基本上解决了当时考古所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先生在任期间，提出了考古研究所“名所、名人、名刊、名著”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生亲自修改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制度，以制度严格管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积极引进接受张天恩等高素质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多方联系，派遣业务骨干王玮林、王社江、胡松梅、孙周勇等出国留学、进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生多方奔走，远涉重洋，与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香港等考古研究机构洽谈合作，争取资金，学习技术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生以专家身份，为各级领导讲解，为社会解读、宣传普及考古研究成果和文化遗产知识。不夸张的讲，韩伟先生任所长的八年，培养了一支有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并极大地改善了考古研究所的办公、科研、住宿条件，《考古与文物》的质量和影响进一步提高扩大，也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为最具实力的考古强所奠定了基础。

      韩伟先生对于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另一贡献是奖掖后学，扶助年轻学者。先生好为人师、诲人不倦。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供职的年轻学者，不管是不是他的直接部下和学生，从现已年逾花甲的张在明、刘莉、马振智、叶进张天恩、焦南峰；到年过五旬的尹申平、王占奎、张建林、曹玮、王保平、张蕴、桑少华以及王玮林、田亚岐、段清波、王社江、胡松梅、李岗、孙周勇等中青年学者，多数受到过先生的教诲、鼓励和鞭策。先生的教诲多是一种逼人上马的鞭策，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1982年1月和9月，刘莉、马振智、焦南峰和叶进先后来到雍城考古队，成为韩伟先生的直接部下，参加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宗庙遗址的发掘和雍城的考古调查。同年12月，陕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先生要求我们四人完成三篇论文和两篇简报参加会议。当时的我们刚刚毕业，或专业思想不牢固，或资料不熟悉，研究不入门，加之时间紧迫，实在不愿意，一肚子怨气。但韩伟先生先是根据实际情况言简意赅地分配了课题，然后直言快语、不假辞色的讲了四个字：“必须完成”。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最终经先生的审阅修改，我们分别完成了《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源流》、《祈年、棫阳、年宫考》、《唐代妇女的公服与常服》三篇论文和《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两篇简报。手捧着新出版的《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和《文物》和《考古与文物》，看着印刷成铅字的自己的专业处女作，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代替了先前的怨气。三十年过去了，对我们来讲，能够把考古发掘研究从谋生手段升华为真正的兴趣爱好；能够从刚刚毕业青涩稚嫩的学生成长为小有成绩的考古工作者，包括韩伟先生在内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重要的动力和主要的外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