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诤友”尹文楷：曾掩护孙中山逃亡

2014-05-16 11:35:51 作者：陈晓平来源：信息时报已浏览次

1893年冬，孙中山与挚友尹文楷医生在广州冼基创办东西药局，载在史册。因史料所限，东西药局在冼基的具体门牌已不可考。尹文楷是近代医学界和报界重要人物，以往对他的介绍都过于简略。尹文楷是最早自办《医学报》的华人，民初创办香港第一份基督教华文报纸《大光报》，其功绩不应埋没。

　　尹文楷其人

　　尹文楷(1870-1927)，字端模，广东东莞人，出生于一个早期基督教家庭。其父尹维清，为巴色会信徒，撰写卫道文字甚多。尹文楷1891年入博济医院后，在院长嘉约翰指导下，从事医书编译工作，勤奋笔耕，数年之中，出版《儿科撮要》、《医理略述》、《病理撮要》、《胎产撮要》、《病症名目》、《体质穷源》等医学译作多种。医学之外，尹文楷还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西方历史知识，1893年刊行译作《亚述国考》。

　　1898年，尹文楷独力创办《医学报》，是华人创办医学报刊的第一人。然而华人守旧者多，该报出版不久即告停刊。医史学家王吉民先生，是尹文楷好友王煜初侄子，曾向尹文楷索取一份收藏，不料尹氏1927年突然去世，叹为恨事。王吉民此后在国内多方寻访，终不可得，仅在英国博物院所藏中文图书目录中见到有收藏记载。这份报纸印数极少，流传不广，可称稀世之珍矣。

　　1907年，尹文楷与岳父区凤墀等人，在香港创办《新小说丛》，是香港最早的文艺杂志之一。该杂志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尹文楷亲自翻译了家庭小说《破堡怪》、科幻小说《盗尸》《补情天》等。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行医之外，尹文楷还热心参与香港道济会堂的各项宗教活动，被推选为长老。长期的文字工作，让他认识到用报纸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各界急于了解清廷及革命党动态，而国内报禁太严，只能通过香港报纸解渴，连广东清廷高官都比较相信港报报道。不久，革命党所办《中国日报》刊出“京陷帝奔”四字，香港华人奔走相告，不惜违反港英禁令大放鞭炮庆祝。消息传到广州，清廷官员以为革命党已攻下北京，皇帝逃走，感到大厦将倾，此前凶残镇压革命的水师提督李准，也暗中与革命党接洽反正。广东光复能够做到兵不血刃，《中国日报》这四个字功不可没。尹文楷由此体会到媒体的巨大威力，决心创办一份基督教报纸(尹文楷：《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

　　正在筹备就绪之时，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下。区凤墀、尹文楷请孙先生为该报题词。孙中山大笔一挥“与国同春”四字，赠给新创刊的《大光报》(见《中山墨宝》第十卷第157页)。

　　孙中山从事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得到沿海沿江地区接受西式教育的专业人士、华侨、基督教徒的大力支持。在暗中给予孙中山实质性助力的，有伦敦会基督徒区凤墀、王煜初、尹文楷、杨襄甫等人，而他们并非激进革命派而是稳健的改良主义者。区凤墀逝世时，杨襄甫写成《区凤墀先生传》，方才披露出他们这些基督徒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他们认为孙先生属于“大激进一派，不可无稳健一派以相救”，故相交数十年，只愿居于“诤友”地位，不愿正式加入孙中山的组织，而是在舞台后面默默奉献。

　　孙中山与尹文楷是怎么认识的

　　孙中山与尹文楷是怎么认识的？以前所见大陆方面的资料，都语焉不详。2011年7月17日香港《基督教周报》第2447期刊出《“杏林双帜”原是中学书友》，指出：“尹文楷医生是一八八六年毕业中央书院，故与孙中山是同届学生，所以两人是多年的书友。” 　

　　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维多利亚书院，后再改名皇仁书院。著名思想家何启、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广州军政府外交部长温宗尧、北洋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文学家苏曼殊、抗日名将何世礼、商团领袖陈廉伯，以及一大批港澳闻人，都曾就读于此，为近代中国重要人才摇篮之一。

　　1886年，孙中山、尹文楷同时毕业，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习医，而尹文楷则考上了李鸿章在天津开设的北洋医学馆(北洋医学堂前身)。有趣的是，北洋医学馆最早三届学生全是广东人，多是皇仁书院学生。这跟皇仁书院注重英文教学有重要关系。1889年，尹文楷毕业后曾被派往旅顺军港任军医；1891年，尹文楷来到广州博济医院，担任嘉约翰医生的助理。

　　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学习不久，转往香港雅丽氏医院新设西医学堂，到1892年毕业，前往澳门开业。因受葡籍医生排挤，郁郁不得志。1893年夏天，活跃在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后被称为“维新思想家”的郑观应回澳门奔丧，孙中山因挚友陆皓东的引介，与郑观应作彻夜长谈。陆皓东的父亲陆晓帆早年在上海与郑观应合作从事洋行生意，结拜为兄弟；陆晓帆早逝，郑观应认陆皓东作“谊子”。与郑观应的多次长谈，促使孙中山完成了从“医人”到“医国”的思想转变。

　　1893年秋，孙中山、陆皓东来到广州，与郑士良、程奎光等人在南园抗风轩议盟，开始进行反清革命的准备。他之所以在冼基开“东西药局”，乃是“借医学为入世之媒”，与各方有志之士联络。恰好同学尹文楷在博济医院从事医书翻译，时间比较机动。从日后尹文楷和他岳父区凤墀多次掩护、帮助孙中山的事实来看，尹文楷对孙氏的真正目的早已知情。

　　起义失败时，掩护孙中山逃亡

　　1894年，孙中山放下东西药局的生意，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此行实际包含多重目的，但并非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向李鸿章“求职”。谁料此行刚好碰到中国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冲突，李鸿章军书旁午，无暇接见。孙中山无奈，只好通过郑观应在江海关弄到一张护照，前往檀香山活动。抵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向华侨筹款，但进展不太顺利。这年冬天，孙中山接到上海同志宋耀如来电，告知中日战争战况，希望孙立即回国。

　　孙中山回国后，在香港、广州两地纠合同志，筹备第一次广州起义，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咸虾栏等地建立机关。他本人又住在何处呢？他住在河南歧兴里瑞华坊，也即尹文楷家里。同居于此的，有尹文楷岳父区凤墀，当时负责伦敦传道会在河南紫来街的福音堂；还有一位神秘女士，是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陈粹芬。

　　由于叛徒告密，清廷在兴中会举事前夜破获了兴中会机关，陆皓东死难。孙中山在河南获悉失败消息，被迫准备逃亡。此时，清廷兵勇四出巡逻、抓捕革命党人。区凤墀、尹文楷、王煜初这些教会挚友对起义失败似乎早有预料，提前为孙中山逃亡作了准备。

　　王煜初是香港伦敦会道济会堂牧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堂读书时，是王家常客。王煜初长子王宠勋与《华字日报》主编陈善言女儿陈兰英订婚，这两家人本来都定居香港，却特地将婚宴放在广州，日期定在九九重阳节。到婚宴开始前，前来参加婚宴的亲朋以及专程从香港来穗观礼的教会中人，把孙中山围在中间，浩浩荡荡从瑞华坊出发，步行前往大基头酒楼。清廷兵勇见到迎亲队伍，不虞有他。进入酒楼以后，孙中山端起酒杯向两家人祝福，然后跳到珠江边早已准备好的汽艇，往澳门方向飞奔而去(参见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

　　知多点

　　广州是中国西医西药发祥地

　　冼基是清末民国广州著名的“医生街”。走进这条安静的西关麻石街，两旁多是2~4层高的民国建筑。此地当年是商业旺地，地皮很贵，楼房占地面积都不大，楼下商铺，楼上作居住用途，两座楼之间设共用楼梯(“孖楼”)。打烊以后，商家把趟拢门一关，从侧门上楼梯，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

　　广州的文物专家们一直想确定孙中山当年的“东西药局”，究竟开在冼基的什么位置，门牌多少，但至今没有定论。在我看来，这是很难有结论的。1893年冬，广州《中西日报》刊出“杏林双帜”告白，宣告东西药局聘请到尹文楷医生，与“大国手”孙逸仙共同执业，地址只写“冼基东西药局”六字。在当日，药局既有招牌，冼基地名又人所共知，可能是连门牌都没有的。如今仅仅根据这六个字来确定门牌，谈何容易。

　　广州是中国西医西药的发源地。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抵达广州，推广种牛痘之法。是较早来到中国的西医生。1828年，中国第一家西药房“屈臣氏”在广州开业。1835年，美国伯驾医生在十三行创办新豆栏医局。鸦片战争时期，伯驾曾为两广总督林则徐诊病。1859年，新豆栏医局移交给嘉约翰，迁址仁济路，改名博济医院。医史专家王吉民称：博济医院“系西医的发祥地，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如医校的设立，医书的编译，护士的训练，新药的介绍等，多系博济首先提倡实行的……他除博济外，还亲自在星加坡、香港、澳门设立过医院，而海南、台湾、厦门、宁波、上海、北京等处的医院，都由博济出发先后成立的。”(《王吉民中华医史研究》第430页)

　　在博济医院及其它西医院的带动下，1882年怡和大街出现了国人开设的第一家西药房“泰安药房”，接着附近的仁济路、一德路等地涌现了大批西药房。孙中山选择在冼基开业，也许是考虑到冼基中医生众多但西医欠奉，正好“填补空白”。冼基距离沙面很近，进货也比较方便。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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