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传承，藏界楷范——世交点滴忆犹新

拜谒圣像

      今年是张伯驹先生一百一十五周年冥诞，年初开始陆续有纪念活动，只可惜我多次赴外公干，未能实质参与，至感遗憾。临近岁末，承蒙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垂顾，给予撰文补白的机会，故忝列相凑，就教方家。

      近些年张伯驹先生的纪念文章不少，还拍了连续剧，伯驹先生捐赠国宝的义举已广为人知，这种化私为公的高风亮节，也愈发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尊重。

我生也晚，未能亲历张伯驹先生那一代人的捐献壮举，而与前辈们的收藏时代相距更远，因之撰写记述文字实属力不自胜，而单纯的颂扬华章又觉索然无味。另一方面，作为百年收藏世家的传人，我有责任将家族与藏界世交的过往经历连缀起来，告慰先辈、宣示今人、流传后世，以补史阙。

      先世祖籍山东德州，迁京后，老辈在晚清曾经营金银珠宝业。先祖父王书庭老人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北方金石学者，上世纪二十年代，受观堂学派影响，从学术角度出发，搜藏古物，范围以高古文物为主，商周礼器、秦汉古玉、北朝石佛、唐代三彩、赵宋名瓷、宋元古籍、旧拓碑帖诸品，凡有利于研究考据者，靡不搜求！书画虽非祖父收藏的专项，但出于对古美术发展史的探索，遇有佳品也不错过。稍后，又因文化比较的需要，藏品扩展到东亚乃至西洋遗物，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所藏门类、数量已蔚然大观，其中不乏珍品、孤品。

      张伯驹先生长我祖父三岁，二老相识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严格来说，他们二人的收藏范围并不重迭，本源有别，各有侧重。伯驹先生专攻书画收藏，加之出身金融界，财力雄厚，遇到心仪尤物，不计成本，力道很强。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祖父曾于隆福寺古玩店看好一幅至大二年赵子昂画文姬归汉图手卷，采白描技法，着以淡墨渲染，人物、鞍马分段布局，繁而不乱，场面宏阔，用笔精到，描摹极为细腻，具北宋李公麟遗风，诚乃不可多得的名品。当时店家开价五千大洋，最后让到三千五。这笔钱对于祖父来说不是小数，需时间筹措，因和掌柜的熟识，遂同意先付两成定金，谈妥须月内清付。不日，张伯驹先生至该店玄览，眼见此长物，认为是个好本子，意欲购藏。他是大户，店家得罪不起，自然要笼络。店主如实相告下定的事，并向张先生建议，可从中代为斡旋，请我祖父放手。张先生了解实情后撂下一句话：我不夺人所爱，在谁那里不是传承？并嘱咐说：宽限人家几天也不妨嘛，我托底就是了。这给店家吃了个定心丸。祖父与店家交割时获知此事，对张先生的为人肃然起敬。二十年后，先祖父携家父培根将这件手卷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述及往事，仍十分感慨，曾语重心长地讲，论财力我们远不及张家，但他没有以势压人，是个君子。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郭沫若的蔡文姬话剧，演职人员赴历史博物馆就人物服饰和历史场面取经，沈从文先生特别出示此件手卷请剧院学员观摩、学习，这件珍品为该剧的成功上演发挥了关键作用，亦属一段佳话。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件文姬归汉图还曾作为重点藏品于中国妇女服饰展上公开亮相，赢得多方赞誉，这是后话。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名票，而我祖父也是忠实的戏迷。家父培根在五、六十年代的课余、业余时间，主要任务就是去北京各大京剧演出场所给祖父买到好位置的戏票并陪侍在侧，如广和楼、吉祥戏院、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几乎隔三差五就是一出，有时就能碰到张先生，得空也聊聊伶界旧闻轶事。在家父的印象里，张先生不善言谈，略显木讷，但若谈起书画和戏剧，就来精神，且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亦从不拐弯抹角，敢于直评，风格颇健！

俞先生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