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线水路抢运，有人为保存文物献身

2015-01-07 10:34:10 来源：江南时报已浏览次

南京博物院目前的镇馆之宝，很多人都知道，是清干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为清朝中期干隆皇帝所使用。这个蓝釉粉彩旋转瓷瓶，是景德镇为清宫专门烧造的大内瓷器，是粉彩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蓝色釉面光洁平滑，瓶体描金，繁缛奢华，灿烂夺目。瓷瓶腹部有镂空云雾花纹，透过镂空花纹，可看到瓶内能转动的圆柱形瓷内胆上的绘画。一动一静，结构奇妙，巧夺天工。

南博镇馆之宝—清干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

现代人想不到的是，精美的瓷器对包装和运输要求非常严格，稍不留意，极易损坏。而转心瓶也曾历经千难万险的文物大西迁。

中线运送的文物数量最多，走的是水路入川，9386箱（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两批西迁，迁移由后来担任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主持。

难民太多，押运者用吊绳才吊上船

第一批中线文物在1937年11月9日，乘坐招商局“江安”轮先行开往汉口。

没过多少天，1937年11月20日，收音机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马衡关了收音机，立即布置行动，将所有南迁文物紧急运离南京，迁往重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一出，南京城内哭声连天，众多权贵忙着携家带口逃难，交通工具十分紧张。军事委员会忙于战事，根本无暇顾及文物搬迁。

马衡他们为找搬迁文物的运输工具心急如焚，历经周折才联系到一艘英国轮船“黄浦号”。不久，搭载着无数国宝和侥幸挤上船的可怜逃难者，“黄浦号”在漆黑的雨幕下，缓缓驶出中山码头，驶进无尽的黑暗之中。

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可惜的是，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

在汉口停留了40多天，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危急，为防日机轰炸，存放于汉口的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1938年1月至5月，再用小轮船分19批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2月，首批文物抵达临江门码头，存放于当时的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房顶严重坍毁，压损文物七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这些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于川康银行、安达生洋行、吉时洋行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损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重庆后，李济原想挖防空洞做仓库来存放这些文物。可第二年夏天，李济开始急着寻找地势偏僻，能存放大批文物，还要交通方便的安全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李济如此的心急火燎呢？原来李济得知，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在重庆大轰炸中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

马衡数夜不眠，听闻安全抵达痛饮

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很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这次的行程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拟存放在乐山市的安谷乡。

文物运出后不久，1939年，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中大轰炸。山城重庆一片火海，古物存放处几乎无一幸免，所幸西迁文物躲过一劫。

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的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

1939年5月底，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这就必须赶在涨水季节（每年只有6月、7月、8月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换船经岷江运往乐山。

大家费尽周折才雇到了11只木船，然后星夜不停，加紧装运。就在南岸玄坛庙抢运第三库文物时，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间查看舱位大小时，一脚踏空，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脑部严重受伤，不及营救，伤重身亡。他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大家都为失去好同事而悲痛。

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坐镇重庆指挥的马衡，闻知文物安然无恙，兴奋不已。这位60岁的金石学家，彻底忘记了离乡背井的流离之苦，独自举起酒杯，将喜悦的泪水和着巴山的清流一饮而尽。马衡在慰问工作人员的书信中说：“自泸州被炸（9月11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

“安谷乡那个地方有朱罗祠等六姓祠堂，所以当时存放得比较久，从头到尾存放了八年。”多次考察文物西迁之旅的陆建芳说，当时利用整理文物的机会，祠堂里还主办过一次小型文物展览，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如过节一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村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在家门口看到皇宫里的国宝。

不过由于当地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少部分文物也损毁严重。

结束语

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月，三线的文物工作者常常围坐在一只旧收音机前，听着时断时续的声音，这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

1945年8月的一天，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突然中断，插进了播音员的声音：“亲爱的听众，现在播送一条重要消息，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大家跳着、叫着、笑着、哭着、拥抱着……边跑边喊道：“日本投降啦！ ”

在华严洞，在峨眉山，在安谷乡，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聚集在一起，说啊、笑啊……颠沛流离十年，南北辗转两万里，今天，国宝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怎能不万分激动？

当年，三线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

在运回南京途中，也发生过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意外，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的这场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10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文物的守护者们在途中辗转迁移，多次在敌机夷平储存地之前及时将文物运出脱离险境，其间多少灾难凶险难以言尽，却冥冥中有如神助般地化险为夷。万余箱的故宫文物在战争年代颠沛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间，然而在回归之日还几无损失，连马衡院长（第二任院长）都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有不少人很自豪地称“文物西迁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有夸张的成分。欧阳定武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家属，文物南迁时估计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根据他的说法，抗战文物迁移涉及13000多箱文物，来回足有2万多里，要说完全没意外也不大可能。比如在乐山、峨眉这些地方，就有过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翻车伤及文物的情况，不过由于包装结实，有些箱子虽然落水，文物只是边角潮湿，抑或箱子受损，东西没损坏。运送途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有人一一记录损坏情况的，“无损失”是个统计学概念。确实没有丢失，但不好说没有损坏，而是指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文物，跟几十万文物的总量相比近乎于零。

最后，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名字：李济、马衡、庄尚严、尹焕章、肖湘沛、杭立武。虽然不少人是解放前将故宫文物转到台湾的积极实施者，但在抗战中保护文物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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