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间：印顺佛教经史研究与近代知识的转型

　　印顺法师对现代汉语佛学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至今在汉语学界也是罕有匹敌的。近代以来，佛教学界对他的佛学观念和思想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可谓法海微波。个人以为，对印顺佛教思想的解读不仅要从佛教思想的内部义理与行修等方面去作开展，更需要把他的佛教学思想和观念放置在近代佛教思想学术史，甚至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照察，才可能获得比较有高度的体认。法不孤起，印顺的佛学思想是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的发展密切关联的。本文正是试图在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特别是经史之学的复杂演化结构中，去论究和评议印顺法师的佛教经史之学。可以说，印顺的佛学研究经常游移于经、史之间，他的思想观念也抉择于传统与现代、理性与信仰、教与证之间，丰富而又紧张地展开出来，这些都可以成为近现代佛教思想学术史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知识的学问”与佛史探源

　　作为一名出家学僧，印顺对佛法的研究虽然是为了增益信仰，不过他把握了时代思想与学术发展的动脉，更希望赋予信仰以一种理性主义的基础，提倡“胜解才是信仰的前因，胜解后的信仰，才是真诚的信仰、理智的信仰”。①印顺对“胜解”的完成主要就是透过佛学探究——一种具有近代知识史意味的历史学考究——来达成的。他认为佛法虽然是卓越的，却同时表现为“人间佛教的历史性”。②于是，从1930年代他对三论宗的研究考索起，终其一生佛学研究生涯，他都本着佛教史学为主轴的研究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探究佛教思想、圣典的起源流变，确立“世尊之特见”和法之正解为其宗教生命的天职。有人说印顺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基于信仰原则”而打破传统佛教义学独断，坚持以近代批判历史学的方式论治佛学的“第一位佛教学者”。③此一看法不免失之于速断，不过，从近代以来中国僧侣佛学研究来看，以严格近代知识史的方式来论究佛教，并取得如此学术成就的，恐怕也只有印顺一人而已。

　　印顺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传统佛教经论学的探究方式里，而是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范型”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就明显有化经为史的倾向。1942年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印度之佛教》就表达了他“对佛法的信念”，是要“从佛教史的发展中去理解佛教”。④他在佛教的观念上虽然推崇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运动，而在教理教史的研究方面，则是不拘一家师说的。如果说太虚把中国近代僧伽佛教学的研究“从宗教形式的佛教转向到哲学形态的佛教”，⑤那么印顺则把传统的佛教经学转向了具有近代知识史性质的经史之学。他的佛学研究在书写方式上就是倾向于“史的叙述”，他对法义的论究也完全不是出于“空谈玄理的兴趣”（哲学），而是要从“史的考论”中去加以解决。⑥所以印顺并不承认自己是论师的传统，那在他看来是倾向于哲学的一流，他表示自己学问的重心乃在于历史，而“重于考证”，通过佛法的历史演化去“抉示纯正的佛法”。⑦印顺无论是对印度佛教进行的通史性研究，还是对佛教圣典之集成与流变所作专题史的分析，一直到他对中国初期禅宗的论述，无不是在佛法“现实时空（历史）的方便演化”中去“可寻可考”。⑧如在1930年代，他的老师太虚与梁启超、支那内学院就《大乘起信论》问题进行论辩，太虚为此提倡用非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论究佛典，而印顺只是在姿态上表示对老师的尊重，而思想方法上面却表示了对历史考证方法的同情。⑨可以肯定，印顺的佛学研究用料之精审，论定之密微，这些都是受惠于近代历史学方法。

　　化经为史可以看成是印顺区别与传统经论师的一项重要指标。传统佛教经论师通常都是主张经由圣典研习而扶翼或引出解脱经验，⑩不过，他们重经解却漠视历史。印顺对佛教史的研治，在大的原则上面他是接受解脱经验在佛教修学中的重要性的，所以他把佛教史的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即重于客观研究的“知识的学问”、内在证验式的“经验的学问”与“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他自己在理想上倾向于认同最后一种学问，而在学问的下手入处却是“知识的学问”。他明确说自己的研究“有客观研究的倾向”，又说“惟有在历史的考证过程中，明白古代佛法流传的真实情形，才能够摆脱无意义的思想纠缠，进入更正确更光明的领域”。（11）就是说，印顺希望把传统佛教的宗教经验纳入到已经合法化了的圣典，又把圣典的观念安置在历史流变中去作论究。

　　一般佛教的学徒都认定圣典是圣者的言传，因而在性质上是超越时空而不应作历史探究的。印顺对佛教经论的理解则意在打破这种习见，而把佛说的经典都放在历史流变中去作解释。他批判传统经学一味只在经教语言上去论究法义，而忽视了经典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这一基本法则。他认为言虽可以载道，却不足以尽道。佛说的“思想是生动的，自觉的内容，常是有机的统摄着，能随时空的不同而适应的。语文就机械多了！他多是片段的；相关的统一性，每不是浅薄的印象所能够了解。白纸上漓了黑字，常被愚拙者固执着，把他殭化而成为古人的糟粕”。因而对经教不应只作“神教式”读解，不能够“专凭佛口是说不说”来作为圣典合法性的抉择标准，而要从历史的演化来对经典及其法义作出判断。（12）于是，对于佛教经典的研判，就不能够只停留于经典文本的内部作形而上学的义理解读，或是单纯地根据宗教经验去作判释，而是要穿透经典发展的历史迷雾，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印顺认为，佛法所说“诸行无常法则”本身就说明佛法是一具有历史性的思想系统。“恒常普遍的法性”一旦用语言说出，“构成名言章句的教典，发为思惟分别的理论”，就成为“世谛流布”而需要从历史演化的方面去加以照察的。（13）

　　佛教的历史学就是如是而成立的：“佛法的表现，是说明佛法出现在时空中。流行，是说明佛法在时空中的延续、扩展与演变”。印顺历史主义地把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都看做是历史中的佛之言教，如他从经论集出的历史考察去讨论大乘经论的历史形成与流变，并指出历史所流传发展的思想也可以成为佛教的经典。他提出大乘经论都是在历史流变中不断加以“推演、抉择、摄取，成为时代意识而形成的”，这些都可以看成为佛说。他甚至批判那种缺乏历史主义的经教信仰流入一种圣典崇拜的误区，而指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离却糟粕又从那里去洗炼精华。”（14）如此，则佛教经典至上性的地位已经多少被解构，把佛教经典历史化的做法是对传统佛教经典观的“解除魔咒”，这对传统佛教信仰来讲将是多么大的一次震撼，也正因于此，让印顺经常受到来自于教内的各种批评。

　　印顺对于近代知识史的接受是经过自己的研究来做抉择的。他在接受近代史学的许多研究方法的同时，在史观方面却有所保留。近代知识史有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如历史发展的“进化论”与“通则”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两项。（15）西方的这种史学观念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思想学术界，而一时成为史学界之典范。如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就主张历史学的任务乃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6）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学观念一洗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历史目的论（teleology），而代之以进化论模式的历史观。（17）进化论观念作为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流行观念，也对传统佛教史观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一般佛教观念坚信法的历史是经由正法到像法，最后到末法的流转退堕的历史，这一历史图像在近代化的中国学术界会受到严厉的挑战。不用说，近代东亚学界对《起信论》真伪问题的大辩论，其背后就含藏了一种进化论的历史学观念。太虚曾经因为《起信论》的合法性备受批判历史学的质疑，而专门拈出进化论史观加以批判，并反对以进化论史观来研究佛学。印顺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近代史观中的进化论观念，只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经史发展的考论结果，发现“进化论”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它无法包容和解释更复杂的历史演化现象。如佛教的历史演化就不能够简单地为纳入到进化论模式中来分析。印顺一面主张对于佛法的圣教流传“是完全契合的史的发展，而可以考证论究的”，但是佛史的发展，又不是一味的进化，说进化只是佛教历史的一个方面，“说进化，已是一只眼，在佛法的流传中，还有退化、腐化”。（18）他根据这一史观，判定大乘佛教之三系思想就是“进化”的显例，而大乘佛教后期的密教化则又表示了大乘退化的历史现象。

　　关于近代史学所特别强调的历史发展“通则”（regularities）一义，印顺则较为采纳。“通则”即历史规律。印顺对佛教史的探究特别重视史的源流变化，他试图在佛教史的流变中去发现了含藏着的通则。在“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一文（1952年）中，印顺这样说“佛法是一味同源的，也是多方适应的。在适应不同民族，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中，发展为似乎非常不同的形态。然如从发展的倾向，发展的规律；从演变中的内在联结，外界适应去研求，即会觉得：世界不同形态的佛教，是可以沟通，可以合作的。”（19）

　　近代知识史特别重视溯源性的古史探求，对起源的回归意味着“回到人类存在可靠和原本的意义”。（20）民国初年以后，中国近代历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的局面，（21）古史研究兴起与溯源性思考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大潮流。著名史家顾颉刚1940年代所发表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就指出，古史研究成为近20年来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他分析了古史兴起的背景，发现这是由西方新史学的观念与清代汉学“疑古”学的结合，而引发了“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疑古而溯源到古史中去求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史书写背后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古代宗教和神话的研究”。（22）近代世界佛学的研究也有类似现象。西方自十九世纪近代佛教学诞生以来，就对原始佛教与印度佛教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流风所及也直接影响到明治以后日本佛教学的研究方向，重视到对印度原始佛教与印度佛教史作系统考辩，而不再为传统东亚佛教传统所限。这一观念也影响了民国一些精英佛教史家，内学院就非常重视对印度佛教史研究，吕激在20年代就根据日本学者荻原云来《印度之佛教》之结构“重为编订”，而同时参考日本学者崛谦德、马田行启的《印度佛教史》，综合而成《印度佛教史略》一书，并于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太虚系统的《海潮音》也组织翻译了不少日本学人有关印度佛教研究的成果，印顺对佛学的兴趣，从早年就表示出对佛教古史的向往。他对佛教学的“印证”特别希望回到印度传统中去“参证史迹”，“以历史印证之”。早在作《印度之佛教》时，他就表示对佛法“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23）

　　印顺早年的阅读，除了阅藏（经），就是与印度佛教史和印度古史有关的作品。他在《平凡的一生》中回忆早年（1930到40年代）对其佛教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三部书，其中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与西方学者的《古代印度》两部，就都是与印度佛教史有关的。印顺特别注意这些书中所涉及到印度“史料及古史”等材料，（24）而这也就形成了他一面“深入经藏”，而又不喜专从义理方面空究圣典，而倾向于通过“寻流探源”的方式来“抉其精微，简其纰缪”，即以经典的知识史细察作为“振古之法本”圭臬。（25）

　　这种从“起源到源流”直探古史的论究一直贯穿在印顺整个佛教史的研究中。他认为“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所以从他早年书写佛教史直到晚期作品，都非常突现了对印度佛教，特别是“原始佛教”、原始圣典进行历史探究的热情。（26）他希望先确定好“原始佛教”的真实法味，然后才对逐步开展的佛教史上的各种传说与思想进行辨析。即从原始教典与印度佛教这一融合点上去重新研判教理教史，并以此来确认纯正佛教，即所谓“世尊之特见”的本质原义及其流变。印顺关于印度佛教之研究经历了从通史到问题史的深化，其学术后期所出版关于初期印度佛教史的力作，都可以看成是在《印度之佛教》大结构下面，作更精密、更具问题化的历史学探究而已。印顺自己就说他后期所著关于印度佛教的论文及著作，大都是“继续《印度之佛教》方针”而“广征博引，作更严密、更精确的叙述”。（27）印顺这种对佛教本源的历史性探索体现了一种近代知识史的性格。

　　印顺溯源印度佛教而探法之流变的方式与宋明以来传统中国佛学以中国祖师传统与义学为重的方向大为不同。圣严就高评印顺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思想家之一，而认为其佛教学史的倾向是透彻了中国佛教而加以扬弃，“回归到接通于印度原始佛教的大乘性空思想”。（28）印顺的印度佛学探源倾向也就成为他与他的老师太虚佛学观念之间的差异，而引发了有关教史观念的交锋。印顺的《印度之佛教》出版以后，他与其师太虚之间论学的一个主要分歧，就在于是以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作为衡定佛法义谛的标准。印顺之《印度之佛教》从完稿到出版，太虚曾就分别写了两篇书评，表示他的这位学生对佛法的理解“与吾意有不少距离”。而其中最重要的分别就在于，太虚要本着中国大乘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中真常唯心论为标准来判释一切佛教，包括佛教的历史。这种中国佛教为本的观念，使他无法接受印顺在印度佛教史论述中从小乘部派思想逐渐发展而抽绎出大乘经论的历史学说法。太虚批评这一历史主义的佛教史观乃是“声闻为本”而不是“佛陀为本”。太虚仍然坚持“大乘经源出佛说”的非历史形成的观念。实际上，太虚对《印度之佛教》的评论已经不是出于佛史的论究，而毋宁说是出于护持中国佛教正统性的需要。他对佛教史的判释是重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非学术史的细密论究。太虚说，佛史之探“本是以言中国之所宜”，“不应偏事激扬，阻国民及世人接近佛法之机会”。（29）可以想见，太虚对印顺印度佛教史的理解，并不是从知识史，而是从社会效应论来加以评断的。印顺就明确表示，太虚在“佛学传承上”缺少了“史的科学之方法”这一环节，而且太虚在佛教立场上也“是真正的中国佛学”。（30）

　　需要指明的是，印顺之以史化经来论述佛教史，特别是印度佛教史的议题，并不是处于单一知识史或考据之兴味，他重视印度佛教史的探源，背后其实存在着对现实佛教的价值关怀。就是说他追溯佛教原始的纯洁性，乃是有感现实佛教之流弊而发之于学术史之讨究。他自己就这样表示，研究佛教古史正是基于中国佛教的“渐失本真”而“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以“确定印度经论本义，并探求其思想的演化”。（31）近代知识史在印顺的佛教学研究中一直是作为护持教法的工具。所以印顺的佛史探源寻流，是含有他自己对佛法理解的深义于其中的。他的著史已不只是“资料的堆砌”，而是“据典销解的分判”。（32）即他的佛教经史研究就是史论分析。对印顺来讲，佛史的考据也好，思想研判也好，都旨在支撑起纯正佛法的价值精义。印顺试图透过史鉴来表示他对现实佛教的忧虑。值得注意的是，在印顺的佛史考察中，历史学不仅是一门方法，更成为一门宗教救赎的精神命脉所在。印顺以史学来护持法义的纯正，他在印度佛法衰落的原因探析中，发现了史学不仅可以辨源流，还可以就正法统。他认为印度佛教传统重于哲学之论辩，而缺乏“精密之考订”的历史学的观念，这一点成为印度佛教最终走向衰微的一项重要原因。“印人薄于史地之观念，故思辨深入而事多疏失”。（33）于是，印顺提倡佛教史学的精神，乃在于“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而不是“徒供庋藏参考”。（34）一直到1980年代，他作《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是本着“如实与方便”来开展佛教史论，而其宗旨是要“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让现代的佛教界理解何为正当的“方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