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及其现代性考察

　　一、人间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一）人间佛教思想与人间佛教实践的高度统一

　　人间佛教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佛陀时代，追溯到《增一阿含经》中“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但作为一种思潮，毕竟是在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横空出世的一种救世思潮。尽管当时的中国佛教也有所谓激进改革与保守传统的分野，但体现在中国僧人身上的救国救民意识，无疑是强烈的入世关怀。在那个时代，满清的衰败、列强的入侵，在思想文化领域激发起来的不仅仅是“打倒孔家店”，也不仅仅是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有“现代新儒家”（康有为的尊孔读经、冯友兰的新理学等）、“现代新道家”（陈撄宁的“新仙学”）、“墨学的复兴”等传统文化的复兴浪潮。开始于杨文会的“佛教复兴”事业，也是这种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结合时代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佛教不得不进行的“自我调适”以维持自身生存和促进中华民族自立的社会实践。可见，人间佛教是一种追求“变革”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社会思潮。人间佛教的“实践”品格，注定了当代中国佛教“出世”与“入世”、“神圣”与“世俗”的矛盾纠结。

　　（二）人间佛教的产生与发展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革新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展开。其中明确提出佛教改革理论并积极投身改革实践的领军人物，无疑是太虚。但太虚之前的敬安和之后的印顺，也都对中国近现代的佛教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与太虚一起，几乎构成了近现代佛教改革的三个标尺。尽管其它团体，如维新派、学院派、居士派和其他僧界团体也对人间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上述三人在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确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他们改革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复兴佛教，为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扩大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为佛化社会而努力。

　　敬安（1851—1913）法师白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18岁时投湘阴法华寺出家，有“八指头陀”之称。甲午战争以后，在面临日本僧人企图染指浙东35寺的关键时刻，立即上书朝廷，表明爱国立场，呈请政府与日人交涉，并明示保护寺产。1908年为抵制清政府“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又提出“保教扶宗，兴办学校”的口号，并创办宁波僧教育会，开办僧、民学校。1912年他又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任会长。在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许多爱国弘教的诗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寺院佛教实现入世转向的先导人物。可见，敬安以方外之人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并力争在组织上使佛教成为一股社会集团力量，这标志着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即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教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关键时刻，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