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生命伦理学之研究方法论

　　一、绪论

　　当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佛教不可能对此毫无闻问。即使是全心隐修而不欲入世间行菩萨道的修行人，只要是得面对生活（饮食起居、看病吃药、舟车乘载），就得面对科技，因为吾人之食衣住行，无一不仰赖科技成品。而信众的个人生活、居家环境、就学场所、职业场域，更是处处仰赖科技。因此，无论是为了修道者的个人需求、僧团需求、辅导信众的需求，还是响应世间的需求，置身当代科技文明之中的佛教，都无法回避对科技内容的得宜运用与适切反省。

　　生命科技之发展，方兴未艾；而且挟“知识经济”的威力而所向披靡。基督宗教伦理学界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不断发出诤言，甚至发为有效的抵制力量。然而相形之下，无论是佛教界还是佛教学界，在这方面涉猎较少。一般佛教徒对尖端生命科技之内容因外行而无从置喙，佛教学者也大都以文史哲之学科见长，未必措心于生命科学之研究。

　　笔者曾就安乐死、人工流产、代理孕母、基因转殖、干细胞研究、器官移植、异种器官移植等诸生命伦理议题，撰为多篇“佛法观点”之论文，兹不重赘其内容。在本文中，拟就该诸生命科技以论述：应如何建立佛教观点的“生命伦理学”，亦即：针对“生命伦理学”（特别是“生命医学伦理学”）相关议题之研究，提供佛教“哲学进路”的方法论。

　　笔者曾先后撰为二书：《佛教伦理学》（1995）与《佛教规范伦理学》（2003），运用经典以作“教证”与“理证”，建立佛教“基础伦理学”之系统理论，本文拟在前述拙著的基础之上，继续讨论在“应用伦理学”的领域中，就着“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的相关议题，而作佛法观点之探讨的一些研究要领。

　　生命伦理学的范围很广，特别是生命医学伦理学（Biomedical ethics）中，牵涉到两难抉择或重大伦理争议的话题，例如：试管婴儿、代理孕母、人工流产、基因筛检、胚胎干细胞、复制科技、器官移植、异种器官移植、传染病防治、临床人体实验、基因工程、心肺复苏术、安乐死……，内容非常丰富。

　　倘要依佛法观点，对此诸生命科学的单一议题，而作深入之探索，除了必须具备佛教伦理学之系统理论知识以外，还须尽可能搜查经典文献中直接或间接的教证。

　　何谓“间接的教证”？原来此诸议题，由于事属新兴科技，欲从两千多年来的经教文献中，求取直接教证，当然殊无可能，但这些大都与生命的诞生、延续或死亡有关，因此，诸如佛法如何看待生命之诞生、延续或死亡之类的间接教证，就要尽可能予以搜罗，好能举一反三，间接证成该诸议题的佛法观点。

　　目前在佛教学界，经教文献的研究资源，取得并不困难。比较困难的还是该诸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若取用媒体报道的片面知识，恐有断章取义之过；但若欲求全面理解所有相关科技之研究与实行的每一个环节，这对多属文史哲学术训练背景出身的佛学研究者而言，实未免力不从心。

　　不惟如此，由于生命科学汇聚了科学界的知识精英，又有各国政府与产业界的庞大财力挹注，因此每一单一议题的研究，都可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往往论文草就之时，又已有了新的重大进展。

　　因此缩小范围，本文拟专门论述“生命伦理议题研究”的准备工夫。亦即：除了前述三点，掌握佛教伦理学之系统理论（亦即“理证”）、搜寻直接或间接的“教证”、吸收相关科学知识之外，如何运用佛教伦理学的系统理论，而作“生命伦理学”相关论题之研究？本文之中，即是针对此一问题，而依以下五个脉络，来作哲学进路的解析：

　　（一）“生命”的定义与“人”的定位：佛法到底如何设定“生命”与“非生命”的范围？又如何看待“人”与“非人”的生命？这都会影响到佛家对动物与胚胎、胎儿伦理争议的不同看法。

　　（二）学科的分类：“生命”的定义，影响到学科的分类。例如：动物伦理研究，到底是属于“生命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范畴？学科分类，当然也会影响到吾人对动物与胚胎、胎儿伦理定位之分析。

　　（三）道德关怀之判准：定义了“生命”之后，紧接着要讨论的是：佛法对生命施以道德关怀的判准何在？何以故？判准不同，就会导致道德关怀的对象（是否涵盖动物与胚胎、胎儿）有所差异。

　　（四）理论检视：在伦理学的讨论中，行为的对与错，除了依前述“判准”以作判断之外，也依各种系统理论以作检视。由于所采用的理论不同，容或会出现相异乃至对立的答案。本文要依佛法来检视一般伦理学的两种系统理论：目的论与义务论，透过这样的理解，吾人将更能辨明：依于佛法之系统理论，应当如何下手进行生命伦理诸般议题之研究？

　　（五）实践纲领：佛法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还有其“中道哲学”的工夫论。本文要说明的是：如何定义“中道”？如何将中道哲学运用在生命伦理议题之中，以作为遂行个人理念或推动公共政策的实践纲领？

　　以上这些议题，在拙著《佛教规范伦理学》中，大都已有述及，本文拟在该书内容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