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

      [内容摘要]：综述20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重点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日本的道教研究组织及其开展的学术活动，并对日本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作出评价和展望。

　　[关键词]：日本；汉学；道教研究；东方宗教

　　作者：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张泽洪

      日本的道教研究始自19世纪后期，继明治维新以来对儒释二教的研究势头，道教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新的热点。日本学界历来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汉学家们意识到不研究儒释道三教之一的道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日本的道教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日本学界一般将道教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后期至1930年，称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第二阶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第三阶段是1946年至1972年，称为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第四阶段是1973年至今，称为高潮期的道教研究[1]。以下侧重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及研究路向。

　　一、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现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这从日本道教研究学者的人数，道教研究取得的成就，都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日本的道教研究已相当深入，其研究的问题已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领域。目前日本的道教学已大致形成10个研究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中国道教史及道派研究；(3)道教与民俗、信仰、历法、文学关系研究；(4)道教和科学关系的研究；(5)道教与儒教、佛教关系研究；(6)道教思想和哲学研究；(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在海内外传播的研究；(9)道观、道士和道教协会研究；(10)道教祭祀仪礼和科仪音乐研究。日本的道教学长期以来形成实证研究的风格，各研究者大都是选定一个方向，毕生悉心收集文献资料，来阐明道教学术的某一问题，其发表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扎实，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道教研究的特点，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一）重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

　　日本的道教学研究既重视文献的解读，同时也重视对道教实况的田野调查。早在日本道教研究的开创期，小柳司气太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就首开实地调查中国道教的先河。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学习，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宗教文化。他在北京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一丛林的白云观，获得了道士宗教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据此次调查所得，编写《白云观志》，记录了民国时期白云观的道教活动[2]。吉冈义丰（1916-1981）是日本道教研究第二、三阶段的代表人物，继承了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他在中国留学期间，也步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北京白云观，实地考察全真派道士的生活，他撰写的白云观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学界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①。吉冈义丰后来撰写《道教》，此书第四章《道教的现状》（白云观的道教），分白云观的起源，道士的生活，白云观的祭神（道教的神），住观道士一览表等内容介绍。

　　日本学者道端良秀，于1943年在山东作道教宫观调查，先后考察了潍县、即墨、莱阳、栖霞、福山、烟台等地。道端良秀沿金元全真教发祥地一线踏查，当时亲见王重阳等七真的墓地、碑文及宫观等遗迹。1951年，时任大谷专修学院院长的道端良秀，根据当年考察的笔记，撰写《山东道教史迹巡礼》一文②，记述了当年考察全真道传教路线的情况。道端良秀对民国时期山东全真道实况的考察，尤其对潍县郊区玉清官的情况记载详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大渊忍尔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地区长期考察道教仪式，1983年著《中国人的宗教仪礼》，收集香港、台湾道教科仪文献甚为丰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考察道教与祭祀演剧的关系，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戏剧》，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途径[3]。坂出祥伸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做田野，有《台湾道教事情近况》的报道。

　　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日本学者多赴中国实地考察道教现状。中村璋八、洼德忠、麦谷邦夫、游佐升等曾深入中国考察，并发表报道中国大陆道教现状的论文。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于1988年率道教现状考察团，赴中国各名山宫观实地考察道教，对道教宫观的内部状况、道教神像、祭祀活动、道士及道教协会等许多项目进行了详细调查。考察研究目的旨在从总体上理解中国文化，客观把握中国道教的现状。蜂屋邦夫考察团关注的问题是：道士及道教信徒是在怎样的环境里过着怎样的宗教生活，持有什么样的宗教心情等问题。“具体地说，环境方面包括道士住在山里还是住在城市里，道观及其内部的详细布局等内容；宗教生活方面包括道教协会与道观的组织问题、修行的方法、固定的宗教仪式、生产活动与饮食方式、服装等种种内容，宗教心情则包括入道的动机、经典、戒律、被信仰的诸神的内容等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所有问题。”③蜂屋邦夫1990年著《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1995年著《中国的道教——其活动与道观的现状》[4]，此两书分别包括本文册、图版册，文献、图片资料甚为丰富，在搜集保存中国道教现状资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日本最新的中国大陆道教的调查成果，有奈良行博1988年著《道教圣地——中国大陆踏查记录》④。奈良行博从1985年12月访问茅山道教开始至1996年止，11年间在中国大陆进行了513天实地考察，访问了除黑龙江、青海、海南、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省区的道教。该书注重介绍道教圣地的自然风土，北方、南方不同地域文化宫观建筑的特色。还详细考察道观的宗教活动，拍摄民众烧香拜神的实况，以及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麦谷邦夫1987年在中国各地考察，其中在四川深入剑阁考察道教石刻遗迹，可谓深具学术洞察力的道教研究学者。

　　（二）学术视角的广泛和研究方法的新颖

　　日本的道教学注意基础研究，道教经典历来是日本学者致力探讨的重点。日本道教学界的泰斗福井康顺（1898-1991），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及大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到中国留学，他于1952年著《道教的基础研究》，是战后恢复初期日本道教研究的力作。该书分原始道教研究篇，道教经典诸相篇。在原始道教研究篇的四章中，对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历史，两派的交涉及与佛教的关系，都有深入的论述。在道教经典诸相篇的三章中，通过对《道藏》经典及编纂体例的研究，驳斥了所谓《道藏》“真伪参半”的成说，肯定了《道藏》的重要研究价值。他对三皇文和三皇经的区别之分析，《太平经》和《老子化胡经》源流及版本的考证，代表了当时道教研究的最高水平。麦谷邦夫对上清派经典的研究，小林正美对灵宝派经典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道教神仙信仰及道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日本道教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洼德忠于1962年著《庚申信仰研究——日中宗教文化交涉史》一书，证明日本本土和冲绳、韩国的“守庚申”习俗，来源于中国道教的庚申信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福永光司，致力于道教在海外影响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论文，来阐述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他的著作《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在中日关系史及道教外传史研究领域，可谓是经典之作。酒井忠夫、福井文雅、山田利明著《日本·中国的宗教文化》，以14篇论文分别探讨了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道教全真派从金元以来居道教的主流，日本学者对全真派的研究用功较多。洼德忠著《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的成立》[5]，被视为全真教研究的入门书。蜂屋邦夫在全真教研究上另辟蹊径，致力于全真教创教诸宗师的研究，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⑤、《金元时代的道教——七真研究》⑥。王重阳和马丹阳是全真教初创时期的宗师，包括王重阳、马丹阳在内的全真教北七真，是全真教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两书的资料收集最为丰富，可谓全真教研究中重要的著述。蜂屋邦夫新颖的研究视角值得注意，他以全真道士创作的诗词为线索，来解析全真道士的宗教精神世界。致力于道教思想或信仰精神的探讨，侧重从精神层面研究全真教，这显示蜂屋邦夫道教研究的学术特色。2000年10月6-10日，四川大学召开以道教神仙信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蜂屋邦夫《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的发言⑦，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对宋元时期道教的新道派净明道，日本弘前大学教授秋月观暎毕生致力于净明道研究，所著《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是国际道教学界最早研究净明道的力作⑧。秋月观暎潜心研究净明道十余年，1975年完成博士论文《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并以此前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为基础，写出享誉学界的净明道史研究专著。此书理清了净明道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探讨净明道忠孝思想的源流及其特色，净明道与儒教及道教全真、正一诸派的关系，净明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问题，可谓是净明道史研究中有开拓奠基之功的著述。

　　日本老一代道教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可谓是学到了中国传统国学治学方法的精髓。他们在研究中采用历史学的考据方法，对所探讨的问题言必有据，所得结论的可信度也很高。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全6册，从中国文献中广搜博采纬书资料，令人叹为观止。宫川尚志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从他发表的《南朝正史道教史料稿》，可见对该段史籍中的道教史料收罗无遗。新生代的日本学者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但又引入了最新的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在研究视野上更为开阔，对道教学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如丸山宏对道教科仪的研究，运用西方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对道教科仪的探讨就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