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策展推进当代艺术革命

      AAC艺术中国评选截止目前已历经八届。在这 项中国艺术奥斯卡的评选中，“年度艺术策展人”奖项今年第一次增设，旨在奖励策展人在艺术生态中所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第八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 策展人”奖项已经经过初评，朱青生进入入围名单。作为本届AAC艺术中国的轮值主席，在接下来的策展人奖项评选中，根据回避原则，其本人要自动放弃终评资格，不再进入该奖项的竞争。

      对于今年AAC艺术中国第一次增设策展人奖项，轮值主席朱青生谈到这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他认为，策展人相当于导演，如果电影评奖有最佳导演奖，在艺术圈里也必须设有策展人奖。

      去年，朱青生以策展人的身份策划了“形态与意识——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第一回展”、“尚扬：吴门楚语”、“侯一民——两张历史画的解读”、“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等四个大型展览。谈及博伊斯“来”中国，朱青生说，这是他几十年的心愿，从海德堡大学研究博伊斯开始，朱青生找到了他策展当代艺术的最重要使命，那便是推进继博伊斯之后的第五次当代艺术革命。

      而第五次革命将是怎样的图景？雅昌艺术网专访策展人朱青生，听他娓娓道来。

      策展人朱青生

      策展做的是调用艺术品和其它因素的文化试探

      雅昌艺术网：朱老师，这届是您历任轮值主席，也是策展人奖项第一次增设，请您来谈一谈策展人奖项增设的情况，以及您如何看待AAC增设策展人奖项的意义？

      朱青生：增加策展人不是我提出来的，讨论会上大家都提议要增加策展人奖项，这是一个集体议论的结果。其实策展人相当于导演，如果一个电影中间有最佳导演奖，在艺术圈里边必须有策展人奖。为什么要有策展人奖呢？策展人其实并不是在做一个艺术品的展览，而是调用艺术品和其他因素在做一个文化的活动展示和一种试探。试探的意义最重要，因为今天我们的展览实际上是比一个电影、比一篇论文、比一个展览会具有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性质。

      雅昌艺术网：那您再谈谈展览试探意义的重要性？

      朱青生：试探的意义在于展览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包容性指的是它的多媒体性，它里面可以有电影、有文字，有大量的书籍研究出现，也可以有作品、艺术家的作品。它又不仅此有这些东西，它利用空间，这个空间甚至可以走向室外空间，甚至可以走入社会空间，这样一来，今天我们所说的策展人所做的展览就是一个人类的新的实验性活动，这个活动当然就具有了包容性；

      所谓开放性是因为我们今天发现艺术的性质改变了，在所有的活动中间艺术的性质比其他事物的性质更为复杂，其他事物的性质可能是有边界的，可以定义的，唯独艺术无法定义。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艺术品是可以 定义的话，只是古代艺术品，况且对古代艺术品的运用，把古代艺术品用到这样一个我说的综合性的活动中去以后，古代艺术品已经开始改变了它的性质，已经具有了更多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所谓的把古代的作品，传统的作品也通过展览变成当代艺术的可能性了。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开放？怎么来开放的 关键是在于过去我们都认为展览是一个知识的生产，今天我们认为这是对知识的反省，对语言的突破和对人理性的一种批判。这样一来，展览就具有了比一个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所有的艺术形式，既跟它共同享用的创造性又有综合性的力量和展示性的一种特殊的机会，更能够呈现它的开放性，这就是我说的两点：包容性和开放性。

      雅昌艺术网：结合您过去策划的展览，您认为您怎么把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在了您的展览中呢？我留意到您的展览有挺强的个人印迹，首先有很扎实的文献和档案呈现，其次还原当时的现场，比如12年策划的“武器——彦涵革命战争时期艺术作品展”、13年策划的“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侯一民——两幅历史画学术解析展”等，您认为您在策展时是不是也在重点考虑这几个方面？

      策展特别重视档案收集和前期研究

      朱青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也没有一味地要多用，有时候单纯化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只不过是做“彦涵展”的时候要恢复他在延安的场景和战争中的状态。

      我们做展览有一点特别重视的，是特别注重档案收集和前期研究。我们做一个展览一般做两到三年，我们很少接展览，别人找我做展览，临时的展览我都不接，我们研究所要接展览一做都是两三年，大量的投入，大量的研究，展出的可能只是我们研究成果的1/10，甚至是1%的一点点。

      目前展览还有很多限制，所以我们做展览的时候 由于中国目前的一些状态，我们有些东西做好了临时被拆掉或者不能展出，使得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使得在中国出现的展览，每一个展览都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展览都尽可能的展示和显示它所承担的问题。

      雅昌艺术网：从去年来看，您去年策展了几个重要的展览，“尚扬：吴门楚语”“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侯一民——两张历史画的解读”，“形态与意识——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第一回展”，您能一句话简单谈谈他们的意义么？

      朱青生： “形态与意识”是中国实验艺术委员会主动做的展览，中国成立实验艺术委员会以后第一个大的展览就是那个展览，在今日美术馆两个馆都做了，时间也比较长，花的工夫也比较多，作品很少，只有四件作品，四个艺术家四件作品占了两个馆。

      尚扬的展览主要是尚扬的一个对于“吴文化”的反映，也是他的一次自我突破的发展。我所做的主要是对于学术的意义进行梳理，当时主要梳理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把中国所说的才子这个问题上升为知 识分子；第二个问题是吴门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吴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明朝初期，它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于是 就拿文化来标榜他的才能和成就，这就是高雅文化出现的典型。这两个问题的揭示是我们在学术上又做了一些深究。

      博伊斯那个展览大家讲的比较多，这次评选中的 遗憾你都听说了，因为我是主席，这个展览不能参加评选，必须要回避，这个展览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的，花的功夫也比较多，也是王璜生、易英和高明为首的北大 团队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我为此还到德国去过三次。这个展览是再一次明确地定义了什么是当代艺术，真正的当代艺术，是一个政治的当代性是对现实的问题不断 反映和直接斗争的过程，而艺术的当代性就是要把以前有过的可以接受的东西把它击破并且突破。

      所以当代艺术是不可能有市场的，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市场就表明他已经不是当代艺术了，他已经是过去的当代艺术留下来的经典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做当代艺术的人，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人还在买那些很值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第二个目的，我认为博伊斯的展览如果还做当代艺术来展，说明我们今天的当代艺术大可以往前推进一步，是太不够了。我们要突破的，今天如果我们说有一件艺术应该是当代艺术的话，那么就必须以超越博伊斯 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当然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多，但是作为一个评选的人，作为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非常明确，如果现在的艺术家做出 来的作品只不过是博伊斯的当地化，我们就没有什么当代艺术的贡献可言，只是说我们把当代艺术的活动还继续地温习着。

      所以我做博伊斯展览的目的就是把博伊斯放在这儿变成一个标杆，我们跳过去就是当代，跳不过去就不是。当然只是标杆之一，不是那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