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

　　一、人物简介

　　白云翔，男，汉族，195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籍贯山东省章丘市。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考古》月刊和《考古学报》季刊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英文版（Chinese Archaeology）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考古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丝织品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日本爱媛大学铁器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世界古代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

　　1978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1978～1982年间，从事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大量先秦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甘肃省镇原常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省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洛阳隋唐城址等的发掘，均取得重要成果。1983～2000年间，主要从事《考古学报》季刊、《考古》月刊等学术期刊的编辑、组织管理工作以及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其间，1990～1991年，作为外国人研究者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从事“中日古代生产工具的比较研究”；1994～1995年，作为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1995年4月起，主持考古编辑室工作。1997年起任考古杂志社社长（兼考古编辑室主任），晋升为编审，同时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2001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2010年晋升为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学术组织管理工作。其间，2001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攻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于200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土耳其、葡萄牙、比利时、蒙古国、匈牙利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或讲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等。

　　二、学术成果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等100余篇（部）；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课题以及国际合作项目。

　　（一）主要著作（以出版先后为序）

　　1·《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60万字，副主编及主要执笔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61万字，独著），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

　　3·《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51万字，主编及主要执笔者），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4·《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文版（54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执笔者），（日本）八木書店，2009年2月。

　　5·《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日文版（61万字，独著），（日本）同成社，2009年2月。

　　6·《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の研究》日文版（40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执笔者），（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年2月。

　　7·《东亚的瓮棺墓·中国卷》韩文版（30万字，主编及执笔者之一），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6月。

　　8·《中国考古学·秦汉卷》（150万字；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

　　（二）主要论文（以发表先后为序，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独著）

　　1·《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1141～1144页。

　　2·《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70～81页。

　　3·《齿刃铜镰初论》，《考古》1985年第3期257～265页。

　　4·《论劳动工具之考古学研究（大纲）》，载《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8～1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5·《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銎铁器》，《考古》1993年第5期453～464页。

　　6· On the Early City and the Beginning of zhe State in A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VOL.XV,PP.1--22,1994. 

　　7·《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97年第6期27～34页。

　　8·《汉代积贝墓研究》，载《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404～42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9·《西汉时期日光大明草叶纹镜及其铸范的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65～78页。

　　10·《香港古代社会的考古学考察》，《考古学集刊》第12集193～2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305～334页。

　　12·《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17～31页。

　　13·《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载《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第1～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4·《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25～37页。

　　15·《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165～171页。

　　16·《中国早期铜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180～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7·《论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载《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第154～164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18·《中国的早期铁器与冶铁的起源》，载《桃李成蹊集》第298～310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

　　19·《“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4～57页。

　　20·《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东方考古》第1集第290～301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1·《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载《华夏春秋志》第215～2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05年第12期第68～83页（与张光明合著）。

　　23·《中国古代冶金术起源的考古学考察》，载《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30～5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载《探古求原》第207～24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关于城市考古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载《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讨会论文集》第20～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26·《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载《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第97～16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27·《考古发现与秦汉时期的体育活动》，《考古》2008年第7期54～69页。

　　28·《考古学与事物起源的探索》，《稷下大讲堂――文化名人报告文集》第169～18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

　　29·《从北京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6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30·《从里耶古城论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第48～5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31·《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第1期第78～86页。

　　32·《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2010年第2期63～7页。

　　33·《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光明日报》2010年1月26日《理论周刊·史学》版。

　　34·《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及其认识》（韩文），载《东亚文化》第8号第27～66页，（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究院，2010年。

　　35·《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载《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第149～16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36·《手工业考古论要》，载《东方考古》第9集561～578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7·《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载《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第44～5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8·《汉代：开启国门、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光明讲坛》专版。

　　（三）主要主持课题（以时间先后为序）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考古调查项目；

　　“洛阳汉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早期铜器的考古学研究”、“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洛阳汉晋铜镜的考古学研究”等中日合作研究项目；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交流（I）”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临淄齐国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三、获奖及荣誉称号

　　1·1995～2000年主持《考古》编辑部工作期间，《考古》月刊先后荣获国家“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2·2002年荣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3·《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副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

　　4·《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学术专著，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2010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5·《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中方主编及主要撰写者；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2009年荣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6·《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两主编之一及主要撰写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2012年荣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7·2009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8·201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四、学术自传

　　（一）治学道路

　　自1978年走出大学校门踏上考古学之路，已近35年。治学之路从田野考古起步，五年的田野考古生涯，为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从野外转入室内，经历十多年《考古》月刊和《考古学报》季刊等学术期刊编辑的积淀，学术研究逐步展开。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和研究，学术视野不断拓展，逐步迈开走向世界的脚步。人到中年再度回到母校求学，虽是风风雨雨，但正是在风雨的砥砺中不断感悟学问，感悟人生。近十多年考古科研、教学以及学术组织和管理的实践和磨练，学问或有“薄发”，精神或有升华。

　　（二）造诣与成果

　　1·秦汉考古方面：率先对秦汉时期的积贝墓、瓮棺葬、聚落形态以及汉代物质文化和统一性和多样性等展开研究，对农业生产、青铜器的发展及历史地位等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合作主编并作为主要撰写者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论述，初步构建起了秦汉考古的学科体系，并就秦汉考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阐述，“对秦汉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被誉为秦汉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总结和论述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学术巨著，对秦汉考古研究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必将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多次获奖。 

　　2·手工业考古方面：先后对早期铜器和冶铜术起源、先秦两汉铁器和钢铁工业、秦汉时期的铜镜铸造以及汉长安城城市手工业等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铜器和铁器“两地起源”和“两个系统”的观点；《手工业考古论要》一文，就手工业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阐述，已经着手建立手工业考古这一分支学科。其中，学术专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被誉为“中国古代铁器考古学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铁器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等，并多次获奖；后由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日文版《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日本首次翻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主编并作为主要撰写者的《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古代镜范的考古学著作，开辟了根据镜范研究古代铜镜及其制作技术的道路，成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当前镜范研究上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多次获奖； 2009年，日文版《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在日本出版。

　　3·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先是对唐代中日交流的有关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后是就汉代中外交流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首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总体面貌，尤其是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途径、动因等重要问题，2012年发表的《汉代：开启国门，走向世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4·生产工具考古方面：先后对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多种生产工具进行个案研究、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进行系统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首次提出并论述了“生产工具之考古学研究”的有关理论、方法和实践问题，并就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5·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及认识：以大量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行深入思考。在长达10万余言的《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中，从考古学上论述了我国古代社会从人类诞生，经过氏族公社时代和王国时代、直至帝国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历史文化特征。该文与后来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集中体现了作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思考及其认识。

　　（三）治学心得

　　严谨、求实、扎实的学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学问是时代的学问，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一切从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史学界“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注重在研究的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升华；透过“物”研究人、人的活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动因、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自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