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燕

又名瓯燕，女，汉族，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研究员。

　　叶小燕，又名瓯燕，女，汉族，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研究员。

　　幼年在温州先后就读于瓯江小学、三希小学、赞善小学，初中、高中在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念书。六岁上小学，抗日战争期间，温州遭日寇三次沦陷，全家颠沛流离逃难乡下，因此辍学一年。小学、中学都念的春季班，即于春季开始新的学年。1952年夏季读高中三年级时，国家安排我们提前半年毕业。我在老师的指点下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由于1952年我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原校址，北大的校舍要作新的安排并扩建，因此我们新生推迟至该年11月开学。当时的温州交通落后，海路由于台湾方面的不时飞机轰炸而被停运，只能靠陆路和瓯江与外界交通。我们考取北大的学子就结伴同行，雇了一只舴艋船溯瓯江而上，日行夜息，吃住都在小船上。经三天三夜船至丽水县便舍舟登陆，改乘汽车、火车，经金华、杭州、上海，共历时七天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由迎新的同学接入北大校园。这一段艰难的北上求学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北大历史系当年新开设了考古专业，即有历史和考古两专业。开学伊始系里要我们定专业，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和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亲临指导。经指点我选择了考古专业，这一门在中国最早于北大历史系开设的专业。当年北大、清华、燕京三高校合并，北大汇集了文理科的著名教授，考古专业正处创办之时，也得到考古界大力支持，外聘了不少著名专家，因此授课老师都堪称是一流的学者。田野考古实习课也是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遗址和沣西遗址进行。在老师们谆谆教导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历史考古学的大门。可以说在北大的四年我受到了很好的考古启蒙教育。

　　1956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直至1993年12月退休。年青时主要从事田野发掘，其后的岁月里以整理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为主。工作经历大致是：

　　1956年9月～1957年7月参加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并承担辅导员工作。

　　1957年9月～11月参加河南陕县三里桥龙山文化遗址发掘。

　　1958年4月～7月参加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发掘。

　　1958年9月～1959年5月参加河南安阳殷墟田野发掘和室内资料的整理。 

　　1959年7月～8月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主持青铜峡水库区考古调查。

　　1959年9月～12月辅导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山大学10位文物干部和教师的田野实习，发掘洛阳小屯东周王城遗址。

　　1961年5月～12月在洛阳参加《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铜器、钱币）的整理并编写报告。

　　1962年1月～1963年12月在西安整理和编写《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

　　1972年10月～1978年5月在北京参加《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刘胜墓铜器、铁器、金银器、车马、钱币；窦绾墓车马）的整理并编写报告。

　　1978年7月～1982年在北京与支沅洪整理并编写《陕县东周秦汉墓》。

　　1983年10月～12月参加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发掘。

　　1984年8月～9月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西夏窑遗址发掘。

　　自参加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的资料整理和编写工作时起，同时为我所考古编辑部审阅稿件，直至退休之时。

　　1990年始，受聘为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大型丛书特约编辑和总编委。该丛书的大量工作在2010年结束。目前已出版《河南分册》（1991年）、《吉林分册》（1993年）、《青海分册》（1996年）、《湖南分册》（1997年）、《陕西分册（上、下册）》（1998年）、《云南分册》（2001年）、《天津分册》（2002年）、《湖北分册（上、下册）》（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下册》（2003年）、《山西分册（上、中、下册）》（2006年）、《山东分册（上、下册）》（2007年）、《福建分册（上、下册）》（2007年）、《江苏分册（上、下册）》（2008年）、《北京分册（上、下册）》（2008年）、《辽宁分册（上、下册）》（2009年）、《四川分册（上、中、下册）》（2009年）、《浙江分册（上、下册）》（2009年）、《重庆分册（上、下册）》（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2010年）、《西藏自治区分册》（2010年）、《甘肃分册（上、下册）》（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上、下册）》（2012年）。多省分册获国家地理裴秀奖和省内优秀社科奖。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

　　主要的学术成果有：

　　1．《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合著），《考古学报》1963年2期；

　　2．《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1期；

　　3．《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合著），文物出版社，1980年；

　　4．《陕县东周秦汉墓》（主编），科学出版社，1994年；

　　5．《长城史话》（《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长城史话》（《中国史话》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再版；

　　6．《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

　　7．《东周刻纹铜器》，《考古》1983年2期；

　　8．《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9．《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7期；

　　10．《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考古》1985年2期；

　　11．《试论巴蜀文化的铜器—兼论巴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12．《关于小五铢的年代》，《中国钱币》1986年4期；

　　13．《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年1期；

　　14．《战国都城的考古研究》，《北方文物》1988年2期；

　　15．《试论燕下都的年代》，《考古》1988年7期；

　　16．《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12期；

　　17．《秦始皇陵封土上建筑之探讨》，《考古》1991年2期。

　　18．《从深圳出土乘法口诀论我国古代“九九之术”》（合著），《文物》1991年9期；

　　19．《论广东南越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年；

　　20．《试论史前南海地区沙丘和贝丘遗址》，《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21．《洛阳汉墓之管见》，《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5年；

　　22．《燕国开拓祖国北疆的历史功绩》，《文物春秋》1999年4期；

　　23．《略论中国古代城垣上的附属建筑》（合著），《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中国早期长城的探索与存疑》，《文物》1987年7期；

　　25．《“上郡塞”与“堑洛”长城辨》，《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26．《论我国长城出现的历史背景》，《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7．《略论东周齐长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 2006年；

　　28．《辞海》（1989年增补本）（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29．《辞海》（第六版，彩图本）（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30．《大辞海·文物与考古学分册》（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考古学辞条已基本成稿。

　　所获奖项：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合著），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以上列举的研究成果中，自认为有所创新的观点有：

　　1．《栾书缶质疑》一文源起于整理陕县东周墓出土的铜器时，觉察到著名的传世铜器栾书缶在年代、国属和器主的考订上都有问题。栾书缶最早见于著录是1941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1958年出版、1984年再版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时均定名为栾书缶，考定铭中栾书是晋国的执政者，铸缶在成公十二年。由于考订者是考古前辈金石学大家，因此在考古界一直将该器视为春秋中期的晋器。但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我曾特地去了收藏该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零距离观察了这件铜器。栾书缶首先从器形看，它与战国时楚国以及和楚国有密切文化联系地区的铜“缶”酷似，而且仿铜“缶”的陶“缶”也常见于战国楚墓中。反之，在晋墓出土大批的器物中却未见与栾书缶同形制的铜器，亦未见类似的陶器。所以说，栾书缶应该是楚器而非晋器。在栾书缶的上腹部有错金铭文5行40字，末有“栾书”名。我国古代错金铭文大约始于春秋晚期或稍早些时候，但都很简短，多用于兵器上，而且以南方诸国为常见。故栾书缶上40字的错金长铭也只能产生在战国时期而不会出于春秋中期。这件传世名器，姑且不论其真伪，考定它是春秋中期的晋器是不恰当的。

　　2．河北满城陵山汉墓的墓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而且出土了大批珍贵的随葬器物，我们在整理和编写《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有许多新发现和新观点是必然的。我经手刘胜墓出土的2317枚五铢钱，发现它的形制和断代与以往的观点有些抵牾。经分析研究，并参以其妃窦绾墓出土的1801枚五铢钱，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洛阳烧沟汉墓》在汉五铢钱的分型和断代研究上是有开创性功绩的。该书出版于1959年，它采用了现代考古的研究方法，大大超越了古钱学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考古界研究五铢钱乃至汉墓断代的依据。满城汉墓的墓主刘胜据《史记》、《汉书》载，乃汉景帝之子，他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距武帝始铸五铢钱的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仅六年，就是说，该墓的五铢钱都是汉武帝时这六年所铸。这批钱可分为三型，与《洛阳烧沟汉墓》的三型一致，而以第Ⅱ型为多。据《洛阳烧沟汉墓》，这三型分别铸于武帝时期、昭帝时期、宣帝时期。刘胜墓有准确的年代可考，随葬的五铢钱数量又多，应该反映了当时的铸币特点。故此对以往的五铢钱分型断代有所修正是很自然的事。

　　3．关注长城的研究纯属意外，在我后期的考古研究中倒占了一定的份量。重要的看法有：①在《“上郡塞”与“堑洛”长城辨》中引用文献对某些学者将某两处长城附会为《史记》所载的“上郡塞”和“堑洛”提出考辨。认为新近发现的陕西富县长城不是秦张仪取陕后所筑的上郡塞，而是魏河西长城的北段；至于秦简公七年“堑洛”之举很难推断是筑长城，不可以陕西洛河右岸蒲城、白水的长城指认。②在古籍中对长城的起迄地往往语焉不详，以致后人拘泥于调查的具体地点争论不休。如东周齐长城的东端，志书所载大有分歧。经近年实地调查，确定在青岛市黄岛区徐山之北的东于家河庄东北，似乎古人所记都错了，其实不然。《水经注》即云此长城“东连琅邪巨海”，该地自秦汉以来均属于琅邪郡或琅邪国。又如战国燕长城，《史记》云“自造阳至襄平。”襄平据考证在今辽阳老城，但考古调查在其地未见长城踪迹，而辽阳东北的阜新、彰武却现长城，故一直作为未决的悬疑。若考虑当年东北地广人稀，燕国在此设辽东郡，襄平乃辽东郡郡治所在，以襄平指称其地也是合乎情理的。③世人皆以为清朝未筑长城，其实不然。清王朝为了抵御边疆民族的反抗和农民起义，曾修缮过前代的长城，增建了烽火台等防御设施，也新修筑过长城或长墙。在东北“龙兴之地”所修的“柳条边”也可以说是另类的长城。只是清王朝未大兴土木工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