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
张君,又名张雅军,女,1967年2月出生于内蒙古,籍贯:河北省。职称:研究员。
学习经历:
1984年至1988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1988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988年至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1991年获得史学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1年硕士毕业后就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史前研究室工作,后调至考古所的科技考古中心,2009年晋升为研究员,研究专业是体质人类学,研究方向是古代人骨的形态学和病理学研究。所有研究内容涉及人群的种族关系、迁徙和交流、人口学、古病理等。其中,很多观点、名称和研究方法都是在国内首次提出或应用。
在全国的北京、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江苏、广西、湖北、青海、内蒙古、新疆等10多个省份或自治区及直辖市的考古发掘工地和考古工作站工作过。也通过媒体宣传推进学科的大众化,如在2004年《走进科学》栏目中谈史前人类的开颅术。在2009年初接受美国考古杂志记者关于“秦始皇陵劳工”的电话采访。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及加拿大学者都有过合作研究,以访问学者身份出访过日本、澳大利亚。
参加过的重大课题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学多卷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中国古代人群DNA多态性分析》、院重大课题支持的《科技考古方法与实践》,以及中日两国政府共同支持的《中日两国历史研究》项目。
主要论文和代表作:
1:《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3期。
2:《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人骨分析报告》《考古》1998年2期。
3:《尉迟寺新石器时代人骨的观察与鉴定》《人类学学报》17卷1期,1998年2月。
4:《新疆和静察吾乎沟三号和四号墓地人骨种族特征研究》,《新疆察吾呼》1999年,东方出版社。
5:《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考古》2001年第5期。
6:《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人群的人口统计分析》张君《文物》2004年第2期.
7:《人类头骨上的不连续形态特征》,《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23卷增刊.
8:《成都市商业街战国时期船棺、独木棺墓葬的人骨》《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2005年。
9:《成都市十街坊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的观察》,《考古》2006年第7期。
10:《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居室葬的人骨调查》,《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p127-138,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秦始皇帝陵区山任窑址出土人骨的研究》,《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6月。
12:《尉迟寺新石器时代出土人骨的观察与鉴定》《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13:《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世界历史》总第192期,2008年第5期。
14:《陶寺中晚期人骨的种系分析》,《人类学学报》第28卷第4期,2009年11月。
15:《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和创伤》,《人类学学报》,第30卷第3期,2011年8月。
16:《人骨研究》,《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文物出版社,2012年。
学术自传:
1988年21岁的我,从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没有参加分配就直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成为考古所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师从于韩康信先生,从此便开始这条与“死人骨头”(韩先生的口头语)打交道的治学之路。说实话,刚接触这门学科是一头雾水,“体质人类学”这个名称还是在招生简章上头一次见到,也很陌生,在研究生的课程中还有考古学的相关课程,这些科目在大学中都没有接触到,学起来有点费劲,特别是对考古学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没有概念,曾经一度觉得自己缺乏研究能力,想放弃研究转行,但韩先生的不断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所以,真正进入到这个学科领域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了。记得有一次和同事聊天,他说我们写的文章只注重种族类型(所谓形态学)的分析,对考古学的研究没有太大帮助,这句话触动我开始思考我的学科方向和学科研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将人骨研究与考古学研究有效结合,怎样突破以往主要以形态学研究(即依靠种族类型的分类来分析人群的亲缘关系)为主的研究思路,如何从中挖掘更多的信息来揭示古代人类的生活面貌,而重建古代人群的生活历史?这也正是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我个人总结这几年的研究突破,或者说,还比较满意的有以下几点:
(1)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在2001年《考古》上发表的“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一文,利用多项头骨非测量特征研究古代族群的起源和演化,首次把这种方法介绍给国内同行。该方法的应用不仅突破了以往只利用测量特征进行种族分析的单一性,而且使对考古发掘常遇到的破碎头骨材料进行种群亲缘性分析成为可能,在探讨古代人群起源、演化和由此带来的文化交融等问题上开辟了新的途径。在2004年《人类学学报》发表的“人类头骨上的不连续形态特征”一文,又厘清了这类性状的概念和性质,对它们的应用在国内树立了标尺,其意义在于使国内研究者更加科学地、标准化地运用这种方法。
(2)注重多学科的研究结合。例如,发表在2008年《世界历史》上的一篇探讨日本人群种族形成问题的文章中,除了依据人骨形态学研究结果,还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内容。在探讨有关古代人群迁徙和带来的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时,注重形态学的研究和古DNA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并对古DNA研究的课题设计和如何利用古DNA的研究结果来解释考古学的问题上提出很多相当重要的建议,推进分子生物学研究渗入在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中,强调古DNA的研究应该注重考古学的背景。
(3)关注国际上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推广和介绍古病理的研究。如在2006年《文物报》上发表了“农业社会的出现对古代人群健康的影响”一文;在2009年《考古》上发表了“从筛状眶和多孔骨肥厚考察古代人骨的贫血现象”;在2008年全国科技考古学会议上,以“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新视点”为题目做了大会发言,引起同行的热烈反响。
在国内首次介绍了很多以往不为国内同行认知的骨骼病理现象(如筛状眶、多孔骨肥厚等),并率先开展了古病理的调查,即从人骨古病理角度推测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类型和饮食结构等,从人骨的研究角度关注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例如,对内蒙古兴隆洼新石器时代人的贫血现象的古病理调查推测其农业发展程度不高,以及男女饮食结构无明显差异等结论,这类研究不仅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更加强了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同时,推进了国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向国际化发展。
(4)根据多年的思考和工作经验,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念,我主张人骨研究应该多学科相结合,组织研究团队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设计研究课题来全面重建古代人群的生活面貌。比如,形态学研究、古病理学研究、古人类食物结构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及人骨化学成分分析、古DNA分析,这些研究方法所解决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有些甚至是一致的,所以,应该结合起来全面研究,这样能够避免对待一批古人,不同的人、利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相悖的结论这样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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