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绘画初传中日状况与影响之比较

　　【内容提要】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美术初传于中日两国。日本美术展示了其传统中宗教精神和现实性格之间的张力，能较为系统、客观地认识西方近代绘画，并体现出折中东西方追求本土风格的主动性。中国本土文化主要以文人文化主导的美学态度应对西方近代绘画的传入，显示了在新的形势下寻求古典美学原则统一性的努力和面临的深层矛盾。

　　【关 键 词】西方近代绘画/初传/中国绘画/日本绘画

　　【作者简介】徐振杰（1973-　），男，山东潍坊人，博士，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外美术交流史（山东　济南　250101）；窦志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王志强，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中图分类号]J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1）06-0037-06

　　总体上看，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美术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及影响，虽然二者具体发展步调并不一致，影响有所差异，但基本态势是类似的，可以定位为初传时期。①该时期以耶稣会士传教为最初契机，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传播和接受，包含较多东西方文化和美术表层形式因素的某些相通而导致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因素，且含有较多基督教色彩；由于逐渐深入异质文化思想内层而引起观念碰撞甚至文化冲突，继而知识阶层或社会上层在较强主体性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限度、有条件地吸收或拒斥异质文化和艺术观念、风格与手法，形成第二阶段。

　　在中国，这两个阶段可分别以明末的天主教版画和清中期之前的宫廷西洋风绘画为代表。第一阶段文人对西方文化相对更感兴趣，天主教也在明末皇室和一般民众中有所流传。后来发生礼仪之争，也代表着文化碰撞的深入。清代文人阶层对天主教兴趣降低，而清帝主要出于利用目的使传教士名家多局限于宫廷。文人画主导的中国本土绘画对西方绘画的评价相对连续而保守。18世纪末之后，西方影响即趋于式微，残存于局部地区的外销画等领域。19世纪中叶以土山湾画馆为代表，西方美术在华传播进入新的时期，而相关的世界形势、宗教文化背景和艺术观念都有了较大变化。耶稣会进入日本较中国更早，天主教美术曾盛极一时。在禁教和“锁国”形势下，德川幕府中期以后的本土美术又出现了有选择地主动学习西方科学写实手法的“兰画”和其他画派。这明显的两个阶段，展示了日本美术传统中宗教精神和现实精神的两重性，也分别与西方美术发展中不同风格因素的传播有关。明治维新之后，西方近代美术在日本的传播进入另一个大的时期。

　　中日两国以耶稣会士发端的西方近代美术传播，其历史背景，以及西方与各自本土美术两方面的状况，有着很多的相似性，同时彰显了不同的一面。以下试从艺术和宗教、科技以及商业之间相关联的角度，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艺术近代化潮流发展趋势中比较西方近代美术初传中日的状况和影响。

    　一、西方近代绘画初传中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谢和耐指出，像日本“天主教时代”那样比较彻底的基督教化持续发展的情况根本未在中国出现过。[1]（p63）文人文化对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对西方反应的主导性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也和传教士较快地采用了上层传教、知识传教、“补儒易佛”路线有关。“学术传教”虽然渐受限制，却保持某种连续性。中国在西方文化初传的早期，在吸收和会通西学方面，成就较日本“天主教时代”为大。虽然当时日本天主教及其美术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准，这一时期日本吸收的西方科学及其遗留影响确属很少，[2]（p197）后来第二期的洋画（主要通过荷兰输入的科学书籍插图学习的西方绘画）和天主教时代的西洋绘画也没有传承关系[3]（p329）。赵德宇分别以1720年日本缓和禁书令和中国康熙禁教两个事件，把中日应对西方文化分为两个阶段，指出在日本开始第二个阶段——兰学阶段时候，中国开始封闭了。②

　　日本在“锁国”后能通过荷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艺术，是各种历史因素的结果。新教的荷兰为了和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争夺东方，与幕府相互利用，处心积虑地满足幕府的要求，不求传教，专注商业，成为唯一被允许来日贸易的欧洲国家。日本则由于操作巧妙和荷兰出于商业利益的配合，避免了天主教的进入，国家安全得到保证。同时荷兰是17世纪的强国，即便在18世纪，其在科技和艺术方面仍能够提供给日本足够先进的知识。在此形势之下，日本较为明确地把西方宗教和科技分开看待。早在“锁国”之前，荷兰美术包括工艺品、风俗画等就通过贸易进入日本，传播于多地，甚至成为其本土初期洋画依据的原本。[4]（p285）“锁国”后，随着西洋书进口禁令的缓解，荷兰书籍及其插图成为兰学者学习西方科技和绘画的重要手段。

　　西方近代文化初传中国的主力耶稣会士，利用科技和艺术为手段以获取传教的权利，本身集合了科学与宗教、新与旧等矛盾，其所传科学是否代表欧洲先进水平，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质疑。笔者认为，荷兰商人和耶稣会士的对比是有意义的。后者在传播近代科学和艺术的时候的确有矛盾心态——曲解和迎合是存在的，长崎出岛上的荷兰人虽然多数是教养很低的商人，[2]（p207）但通过商业渠道传入的书籍、物品含有一种更为客观化的文化传播方式。

　　中西文化经过表层因素的传通和交流，逐渐发现双方在自然观、人性观和艺术观上等方面根本旨趣极为不同。明末部分文人认为西学包括其宗教伦理在内有可补益中国文化之处。实际上中国早期的西学也包括了“理”（宗教伦理）和“器”（实用科技）两方面。但经过文化冲突和磨合，中国人的兴趣点逐渐地限于后者，即所谓“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然而由于中国人整体的思维方式，仍有“理”的顾虑，对于其“器”的接受也是有限、不系统的。利玛窦所致力的“学术传教”、中国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初次沟通最终经过了“宗教神学——一般学术——实用技能”的层层过滤，郎世宁辈沦落为以形而下的“技能”求苟存于宫廷。

　　杉本勋认为，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年）否定了宋儒之“理”的超然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将“理”解释为事物之间的条理，并对“格物致知”作了重新解释，已经把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分开了。[2]（p172）戚印平认为，新井白石（1657-1725年）虽然否定西方社会科学，但能够把形而下的自然科学和形而上的宗教神学区别开来，在当时已实属不易。③这有利于日本较中国更主动、系统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幕府和兰学者也都致力于把洋学限定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2]（p274-275）这也得益于新教国家荷兰的态度。日、荷两种功利性、现实气质更强的文化，能够“道—技”分离，各取所需。德川时代，朱子学者盛行将西欧自然科学纳入朱子学的范围，“格物致知”对于自然研究和西洋学术的摄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p279-281）但它和中国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已有所不同。

　　联系到葡萄牙人居住澳门的因素，康乾时期把著名耶稣会士局限于皇宫，贸易集中于广州，亦有各方面权衡的意味，可与德川幕府把荷兰人限于长崎相比较，总体看都是防范和利用的结合。④除了宗教伦理和文化带来的冲突，西方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威胁也令巩固中的德川幕府加以防范。但其这一时期对华尚不构成严重问题，天主教在华相对受到宽容。在利用方面，康熙有垄断西方学术的意图和实际效果，背后有利用其显示知识权威和对汉族知识分子平衡话语权的因素，而对西方学术缺乏兴趣的雍正和乾隆则基本是利用西方的技能了。清帝在科技方面的兴趣实际有限，除了与政治统治关系密切的天文历算、水利和炮术，对他如自鸣钟、喷泉之类则好奇赏玩多于科学态度，并存在限制“奇技淫巧”传播的传统意识。

　　对通过荷兰传来的西方学问，日本主要关注军事和技术上的实用性知识，在政治和道德文化方面，则有所戒备。后期兰学家有某些政治性见解，并在幕末出现了冲突事件，但这一时期基本态势仍是注重从自然科学和技术角度学习西方，德川幕府在伦理道德方面仍求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和荷兰带来的西方艺术影响一起进入日本，明清的禅画、院体画、文人画在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有广泛传播。在美学趣味上，沈铨主要属于东方范畴的写实技法大受欢迎。将军德川吉宗奖励实学和关心物产，也促进了写实绘画的发展。随着学术在实学的基础上发展到兰学，引进了西方解剖学、透视学和近代科学写实绘画的观念，日本绘画因而具有了对中、日、欧不同文化分解取用、组合的明显折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