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博藏画试谈唐代仕女画成就

　　辽宁省博物馆藏张萱《虢国夫人出游图》，有金章宗题签、明昌诸玺，南宋贾似道等公私三印。《庚子销夏录》、《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是流传有绪的宋摹本。张萱是盛唐时的宫廷画家，与杨宁、杨抖并善画人物，为开元年间集贤院画直。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历代名画记》、《唐书》载有张萱画《伎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愀陋图》、《虢国夫人出游图》。原作在《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也有记载。此外尚有《虢国夫人踏青图》、《虢国夫人夜游图》等作，是张萱曾一再描绘的杨氏姐妹游乐生活。《虢国夫人踏青图》描绘虢国夫人带领随从乘马游春，人物服饰华贵，形象神情从容。画面中部二盛装贵妇，前骑着蓝衫红裙，面目清秀者，为虢国夫人，并列着红衫蓝裙，面颊丰腴者，年稍长为韩国夫人，后乳母抱女婴乘三花马，左右为侍从。前行者，中为骑三花马之贵人，身着描金鸾圆领绿朝服，腰系玉饰朱带，戴曲脚漆纱帽。吴同先生认为：“由于画家对此人神态服饰的加意描绘，诸如神色之傲慢，衣冠之堂堂，其所着朝服，长袖覆手不露，长襟蔽膝及足……所乘骏马……鬃剪三花，……可能是右相杨国忠。”“史称秦国夫人早卒，国忠与韩、虢二家受庞最久。国忠每人朝谒，与韩国、虢国联辔挥鞭骤马，鲜装炫服，率从宫絸而行。此图所见正复如此。”与杜甫名诗《丽人行》一样再现了杨氏姊妹的生活片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那些引人深思的社会现实。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张萱《捣练图》（宋摹本），《宣和画谱》著录，《遗山先生文集》记张萱《四景宫女》之《长门怨》亦此图之另一种摹本。描绘捣练、络线、缝衣、熨练各种活动中妇女的情态，人物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各不一，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在熨练一组中，执绢的妇女身躯稍向后仰，微微着力，形于意表；熨练妇女专注的表情，端丽的仪容，体现了温厚从容的性格与心情。在绢下窥视的女孩的好奇举动，煽火女童畏热回首的情态，都生动引人。表现妇女的捣练活动不只是描绘捣练、络线、缝衣、熨烫等过程，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注意刻画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节，就使画面更具有生活气息。

　　《宣和画谱》曾载御府藏有张萱《织锦回文图》、《写太真教鹦鹉图》但一直不见后代传本，1998年内蒙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则提供了二画的传摹本。石房北壁以花木竹石为背景，画一贵妇弯眉细目，着红袍长裙，右手按经卷，俯首吟读，右立白鹦鹉。壁画右上角有墨题诗：“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闹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明确显示所画为《太真教鹦鹉图》，与《明皇杂录》所记是相符的。南壁画一贵妇蝶形双环髻，柳眉凤目，着交领窄袖衣，红裙曳地，贵妇前男僮身侧置挑担，侍女右手握锦帛。身后女侍或手捧笔砚，或端椅捧盒。画左上角有墨书诗：“□□征辽岁月深，苏娘憔悴且难任，丁宁织寄回文锦，表妾平生缱绻心”。则明确点出是苏若兰寄回文锦拘故事，是《遣使寄锦图》。辽墓壁画二图的传摹本，对于今天—了解张萱绘画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张萱是盛唐时的杰出人物画家，能选择杨贵妃教鹦鹉、虢国夫人游春、织绵回文、长门怨这类题材来表现，作品幽闲多思，意逾于象。通过所塑造的典型表现了一定的生活景象，反映了时代某些引人深思的社会现实。

　　辽博藏传周《簪花仕女图》也是代表唐代“周家样”影响的作品。

　　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他的风格特征被称为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历代名画记》）。“作仕女多为铱丽丰肥之态盖其所见然也”（《图绘宝鉴》）。以晚唐画家周防为代表的“周家样”是与盛唐吴道子的“吴家样”同样具有影响的另一风格。周昉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的成就，从周昉画赵纵侍郎肖像的故事中，可获得具体印象。一般人在比较画家韩斡与周昉所画赵纵像时，都不能分其高下；只有赵纵的妻子才能觉察出周防画不是“空得赵郎状貌”，能“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言笑之状”。说明周昉观察人物深刻，而又善于通过人物言笑时的瞬间情态，来呈现人物的内在气质。传世的《挥扇仕女图》，对于了解“周家样”的内在意蕴，具有重要意义。《挥扇仕女图》（藏故宫博物院）之所以生动感人，是因为画家通过妇女丰肥秾丽的仪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与情思，宫廷妇女柔丽的外表透露着内在的悲寂心绪。“周家样”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也以表现形象的内在情思与曲折地反映生活情趣为其特色。被称为“菩萨端丽，妙创水月之体”的水月观音，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中，以及敦煌所出白描画中都有遗例。

　　仕女画摆脱前代《女史箴》、《列女图》等说教题材的限制，直接描绘妇女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趣，反映唐代绘画艺术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技巧上都有新的突破。魏晋至隋唐的人物画虽然都在追求刻画人物的神情与气韵，但是时代的不同审美要求，以及表现技巧上的差异，使绘画有不同风貌。魏晋时期所追求的“骨气”与“情思”，主要是在要求表现士人共通的理想气质，是更多地在塑造一种理想的人物形态，容易流入程式化和概念化；而唐代，则要求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具体神情，要求“备得人情”，重视世俗情趣。唐代绘画的成就还可以从出土的同时期墓室绘画得以了解。

　　唐代墓室壁画可能由于制作时间以及其他的因素，一般都较为粗放，设色浅淡，而绘画技艺同样具有高度水平，代表了所谓的“疏体”风貌，别具特色。而且墓室壁画多为死者生前活动的写照，因此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内容。在绢画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墓室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反映唐代绘画面貌极为丰富的实物。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和《马毯图》都是反映贵族游乐生活的宏伟图景，鞍马人物各具情态，林木树石宛然如真。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图》、懿德太子墓的《侍女图》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宫廷妇女的身姿与神情，通过面部特征和嘴眼的微妙变化，刻画了不同的性格与气质。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唐墓壁画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极为广泛的，而显示的绘画技巧也是精湛的，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唐代绘画的认识。

　　在出土墓室壁画的同时，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还出土有初、盛唐时期的绢画，这是更为直接了解这时土族绘画水平的十分珍贵的实物。曾参加收复安西四镇的武威军子总管张怀寂的儿子张礼臣墓出土的《舞乐屏风》绢画，是悬挂在墓室的绘画作品，画上原为二舞伎、四乐伎，是长安二年（702年）前后作品。乐伎和舞伎高髻披帛，额卜用红色描花钿。形象优美，色彩绚丽，线条流畅劲利，是极富情思、具有高水平的仕女画。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描绘妇女弈棋、游园等活动，是表现当时贵族妇女家庭生活的写实性作品。

　　从阿斯塔那墓《弈棋仕女图》与执失奉节墓壁画舞女、永泰公主墓《宫女图》、章怀太子李贤墓《观鸟捕蝉图》，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石棺线画宫女，以及敦煌壁画中的都督夫人供养像等，可以知道在张萱及其以前的表现贵族妇女的作品，已逐渐形成“秾丽丰肥”的风格。宫廷与民间画家作品上所呈现的共同的时代风貌，说明具有代表性的风格的出现，是长期逐渐形成的，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周家样这一流派的形成，实际包括了初、盛唐一批以描绘贵族仕女生活的画家，如张萱等曾给予周昉以深重影响。

　　宗教绘画尽管题材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在匠师的创意下，也适应时代思想与群众审美要求，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情景。特别是唐代佛教深入民间，僧人为了通俗易懂地宣讲佛经，利用讲唱形式发展了“变文”；而变文又进一步促进了“变相”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当时市俗民众接触最广的佛教寺院，实际上也是群众接受文化艺术的场所，因而寺院也成为当时画家曲折地反映生活与思想的画廊。

　　敦煌壁画和藏经洞的大量唐、宋佛画，是了解吴道子、张萱、周昉等画家艺术风格与成就的重要实物。唐代的佛教壁画与幡画，技巧工致，色彩绚丽，在构思设计与形象塑造上都显示了艺术家杰出水平。佛教绘画制作的精丽，一方面反映了绘制者的虔诚与高度的技艺，也代表了当时已经完善的一种工笔绘画的优美风格，这与同时期绘制的较为粗放的墓室壁画，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辽宁博物馆藏唐代张萱、周昉绘画珍品与近年考古发现，佛教遗物为我们呈现了当时仕女画发展的具体面貌和高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