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传统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几点阐释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面对着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世界，同时，也正面临着一个信息和文化资源共享的时代。我之所以敢不揣浅陋向各位来谈这样的一个题目，除了机缘之外，显然，是由于我的一点文化情结使然。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画实践和抱有理论研究兴趣的人来说，我始终热爱着传统的艺术与文化。另外，对于包括中国油画在内的当代艺术也一直十分关注。因此，借此机会向画界朋友们报告自己的一些理解与不成熟的观点，深感荣幸，也感惭愧。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共同探讨有关的艺术问题。

　　有一天，我读到了《中国科学与文明》作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的一句话，他写道：“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归于中国”（《四海之内》﹒P4﹒三联书店）光荣应归于中国，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在长期研究之后所做出的一个理性判断。然而，在中国、在当代却有一种声音在回荡：光荣属于西方。七八十年前，胡适博士曾说：中国的事情百不如人意。此后有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历史推进，又经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文化的传统真的已被肢解和割裂得面目全非了。在新时期以来，由于商品大潮和外来文化的迅猛冲击，作为文化资源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处境不能不说令人堪忧。若干年前，在一次学术性会议上，笔者听到一位年青学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什么是“国学”？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国学”这个东西。

　　我想，“国学”应该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它存在不存在，无须辩论。问题在于，我们的青年学人竟然有了这样的观念。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我很难过。难过于有数千年历史渊源和博大精深传统的文化到了当代竟然受到自己的民族后人的无情的妄自菲薄！

　　西方学者曾用“半个世界”来称赞中华文化的影响和价值。有一种有普遍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必须“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或“西化”。依此推断，传统文化是阻碍国际化的文化，要想与世界文化接轨就必须修正或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此一思路有一个先提：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错，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确在物质与科技文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基于对神学文化统治的反省、批判而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文化的物质化与世俗化发展。但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作用下的物质文化与科技主义已然不断暴露出其自身的弊端与后遗症；而且，西方的现代化究竟是不是全球人类文明的唯一正确的模式？似乎也还存有争议和值得讨论。就文化传统而言，中国历史也产生过自身的人文主义传统，只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人文主义发生得更早，在先秦时代，而且它更为“人本”，更重视研究人、人与人的关系，“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太重视研究自然。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是较为极端地用实验室的科学精神去探究“人”与“自然”——“物”，较为倾向物质化；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则较为重视“人”的“关系”，包括“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易·贲·彖辞》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该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一个西方式的文艺复兴，尽管在很早时候中国就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但是它毕竟未能在后世发展成熟甚至成为一种思潮或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大概这与中华文化的崇尚“社会人格”这种“集体意识”有关。相较而言，较早产生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更重视“人”的社会性——“文化”，而较晚产生的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则更重视“人”的自然性——“人性”，应该说这种鲜明的区别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历史文化学者庞朴曾指出：“五四以来，不少提倡新文化和反对新文化的人，都未能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西化区别开来；主张新文化的，所主张的往往是西化，因而成效甚微。”（《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P22﹒中国和平出版社）事实上，“成效甚微”要看什么方面。比如就文化的重要因素如语言和文字而言，几十年来，文字的变化相对较小，而语言的变化已经很大。可是，文字也并非没有变化，上个世界初叶的汉字拼音化主张不就险些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文化吗？且不去纠缠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不要去区别“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西化”？是不是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命脉所在？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就是西化，那么，有谁敢说或谓可以阻挡历史的进程进入“现代化”？而接下来的合理逻辑就是如何西化了。放眼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西学东渐”以至今日的“西风犹烈”，似乎正是上述认识的一个模糊的结果。简单地认同“现代化就是西化”如果是当下中国文化呈尴尬态势的一个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思考和应对种种的文化纠葛与矛盾问题呢？

　　美国学者黄仁宇曾经说：“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两者之间的争议可能没完没了。”（《黄河青山》﹒P238﹒三联书店出版）他还分析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同上引﹒P88）对“符合西方的期许”的追逐的批评，来自于一位定居西方社会的华裔学者在谈论治学方法的中西分歧之际，试问，这对于同样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中国艺术界是不是也有一种参照价值？在这里，我还想引用黄仁宇在介绍李约瑟思想时的一句话，他写道：“他一直认为，在有机会听取其他民族的意见前，不应将传统西方标准视为最终标杆。”（同上引﹒P311）这位西方二十世纪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冷静而包容的观点是不是对于我们梳理艺术发展的未来理路也有所帮助？

　　庞朴指出：“我们必须仔细区别开哪些是纯西方的，哪些是现代的而发生在西方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P23﹒中国和平出版社）可见，“现代的”不只发生在西方。就目前而言，发生在西方的“现代的”东西可能很多，但这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也不是全球现代文明的唯一模式，如果毫不加区分就认同这种良莠并存的西方现代的文化，并努力与之接轨，以为这就是“现代化”或“国际化”，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现代化”的误会，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化”的一种误会，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化”的一种伤害。因为我们这样做正如李约瑟所批评的是“将传统西方标准视为最终标杆”的一种表现。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同样作为人类文化的历史资源的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有没有宝贵的价值存在？这种存在真的必须如躲避瘟疫一样弃之如敝履、弃之而后快吗？在知识信息化、能源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理念究竟对现代文明建设还有什么良性作用？在下以为，中国文化传统资源同样是良莠并存的，其精华部份还远远没有得到合理性的解释并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内容并没有真正地介绍给世界，其独到的智慧魅力与深邃而自成体系的思想光芒很大程度上很长时间以来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人忽略了、淡忘了、轻视了。

　　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在我看来首要的是反功利主义的精神理念。先秦的“君子”之学与“士”人文化以至后世兴盛的“文人”文化无不贯穿着一股气脉“道”与“义”，也就是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性价值信仰。这种理想主义的信仰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神话被传颂还是作为一种历史真实被记载，其意义都是非凡的。它实际上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文化密码，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人格象征和思想内核。“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之类，皆是此一文化传统的“人格”，相比于西方文化的重视“人性”，我们更重视“人格”——两者的区别在于“人性”更本能化，而“人格”更社会化。这也是为中国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立法的儒学所最强调的东西。与此相关，中国文化传统之重道德、伦理、重自我完善和向内修省莫不由此推衍开去。

　　“必须跟上世界潮流”是绝对道理，但是，在“跟上世界潮流”时我们应该站稳一个立场、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传统这一丰富的资源去进行有益的挖掘，取精华、弃糟粕，古为今用。中国文化以中国哲学为核心，而中国哲学是综合的。中国文化的各种物化形态也反映出浓郁的综合味道。具体到中国传统美术，那种抽象概括能力、那种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宏观意识，那种“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庄子）的主客相忘境界，都体现了一种超人的想象力、非常的整合思维。季羡林说：“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之穷，这就是我的信念”（《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刊《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P10﹒中华书局出版）。（图片一、二）中国文化虽然源头不一，民族众多，在其起始阶段有着鲜明的区域性，可是，最终仍然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的完整性，并且融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起点应该是周朝，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古代史基本上是以华化夷。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P4﹒三联书店出版）因为同化而整体。中华文化最长于“化”。古代中原民族与方国的不断融合，势必造成了中华区域性文化的综合。对此，苏秉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同上引﹒P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