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浪派未死！——激浪派回顾展在法国“涌流”

让我们直入主题：激浪派（Fluxus）不是一场艺术运动，也不是一个流派。它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生活艺术——如罗伯特·费列欧（Robert Filliou）的名言所说：“使生活比艺术更有趣”。法国里昂西南圣艾蒂安（Saint-Etienne）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的展览“激浪星云（Fiat Flux: La Nébuleuse Fluxus）1962-1978”展示了激浪派的方方面面：卓尔之质，审美之维，政治性与诗意的力量，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月27日。展览首先摒弃各种陈词滥调，比如将激浪派限于法国艺术家Ben的那些近作，或更糟糕的，限于60年代的老牌嬉皮艺术。不，激浪派未死！在圣埃蒂安，活跃如山中溪流。

在第一展厅，馆长及本次展览的策展人Lorand Hegyi谈其理念。想呈现一份综合化的激浪派艺术收藏是不可能的，激浪派难以简单限定。这里选择的时间区间——1962是第一届激浪派艺术节的年份，1978则是激浪派鼻祖乔治斯·麦修纳斯（Georges Maciunas）逝世之年，这仍是一种方便的选择，激浪派无法被束缚在一个时间区间内。 比如，20世纪80至90年代，德国艺术家沃尔夫·福斯特尔（Wolf Vostell）和韩国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录像艺术的鼻祖）使激浪派的精神保持生机。在展览中，这两位破浪大将每人拥有一间展室。围绕着核心旋转的艺术群星还包括约翰·凯奇（John Cage），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丹尼尔·施珀里（Daniel Spoerri），小野洋子（Yoko Ono），乔治斯·布莱希特（Georges Brecht）等。激浪派有如鲜活的有机体，吸收、消化、同化、再生着诸多自由的艺术力量，毫无限制地吸收和释放着力量，如一团星云，边界模糊。

激浪派与音乐

“禅意味着常在时间之中，”白南准在给约翰·凯奇的信中曾说。白南准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拒绝作画，认为绘画废止了时间。通过活动、“偶发”或音乐，激浪派强调“涌流（flux）”之必要性，“涌流”是艺术家们接受的唯一权威。

展览中包括实验音乐家乔·琼斯（Joe Jones）的音盒和约翰·凯奇的《4’33》，还有罗伯特·费列欧的《音乐经济5（Musical Economy 5）》（1971，由乐谱架组成），菲利普·科纳（Phillip Corner）的《私密笔记制造（Fait par Notes en Sous-Main）》（1961），白南准的《电视大提琴（TV Cello）》（1992）。沃尔夫·福斯特尔的壮观装置，汽车车门排成一排，如产业大军，在空间中营造连续的暴力节奏，似对资本主义机器的揶揄。

莫忘记，音乐会是激浪派出类拔萃之处。在展览中多有关于此的海报或其他视觉踪迹，或约翰·凯奇在纽约Café au Go Go的演出，大提琴被换成一个男人的身体。

艺术即生活

这句话已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被使用和滥用，对激浪派而言却仍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在于其对时间的关注（时间即生活），亦在其对行动、日常生活、艺术的去神圣化、废除分类和精英化等的兴趣。白南准称“激浪派显示出平庸亦美”。这场运动的理论旗手乔治斯·麦修纳斯则称“激浪派的目标是社会性的，而非美学化的”。他相信艺术的教育功能——“帮助我们实践生活”，如学者贾奎琳·巴斯（Jacquelynn Baas）所说。

所以，在整个展览中，临时性弥漫处处，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小器具，皆非值得惊奇之事。大型作品之间充斥着古怪之物，如《自杀装备（Suicide Kit）》和《乐观主义之盒（Optimism Box）》。含有哲学笑话的新闻快讯、空间诗、牌戏和字谜都邀观者参与其中——这亦是激浪派必不可少的要素。通常，不过是几块纸板或几张纸，便将笑话与乌托邦带入生活。在激浪派中有一些达达。

聚焦让-雅克·勒贝（Jean-Jacques Lebel）

让-雅克·勒贝作为展览的一面窗，占据了数间展室。勒贝被誉为“法国的阿兰·卡普罗（Allan Kaprow）”——他将“偶发”引入欧洲，还是巴勒斯和金斯伯格的译者，理论家，视觉艺术家，好战的和平主义者。他的一生极难被限于美术馆的有限空间。但，通过观看他的政治拼贴，他的造诗机器，他那邀请观众在教皇照片上撒尿的画作，我们能见一斑。在这里，是字母主义者，在那里，是情境主义者，在别处，是煽动者和激进分子。

站在壮观的装置作品（一战士兵用子弹壳做的数百个物体）前，这位76岁的老艺术家颇负力量地谈起“达达主义与无名士兵之间的神奇巧合”。这件作品以纪念碑的形式谴责战争野心、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士兵们将死亡之器转化为生命之器：十字架，椰子树，墨水瓶，”勒贝像孩子般热烈地说。“这些是像杜尚的小便池一样的艺术作品。”

整个展览确实做到如他所说，虽说一些作品的非物质层面未被触及，文献也缺失。激浪派在艺术史中自有地位。展览提出一个启示性的悖论：非常奇怪，当艺术被剥去严肃性、恋物性，以及美学和经济方面的野心，却获得了某种重量。与物质及技艺的缺乏和艺术的“鲜活”层面相一致的，是创造性、幽默和意识形态。这提醒着我们，Ben不仅仅是T恤上的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