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与收藏史四大发现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永丰乡人。罗振玉是一位“瑕瑜互见，功过互见”的人物，他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心甘情愿地充当清朝遗老，任职伪满洲国，成了一名受人诟病的汉奸。然而，在上世纪初收藏史上的四大发现中，他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保护文物方面，罗振玉出力最大的是保护内阁大库档案。内阁大库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存放着此前数代的档案书籍。1909年，罗振玉在学部任职时，一天，学部尚书荣庆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吃饭，罗振玉作陪。罗振玉听说要焚毁档案，就请求将档案转移到学部，以便将来存放在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后，派员办理，并让罗振玉协助。罗振玉看到整理人员只将书籍拣选出来，其他公文奏折却准备焚毁，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因为已经奏准焚毁，张之洞只能让罗振玉将这些史料秘密运回学部。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存的经费时，财务人员认为，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就得五六千个。为了节省经费，他们决定使用装米的旧麻袋，这批史料整整装了八千麻袋。后来新任学部尚书不同意将档案存放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将这批史料存放在了国子监的敬一亭中。

　　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八千麻袋约15万斤的档案，以银洋4000元售给北京同懋增纸店作重造纸张的原料。1922年2月，罗振玉在市上见到纸店出售的部分档案，以1.2万元买回，雇人进行检理，发现不少秘稿史册，罗遂择其珍件加以汇刊编印《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将大部分档案以1.6万元转卖给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李盛铎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将其中的6万余件献给了伪满皇帝溥仪，其余部分以1.8万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罗振玉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他出土物并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通过不遗余力的收购，罗氏共搜集安阳出土的甲骨文3万余片，占当时中外收藏的十分之三多，并先后编成《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1900年道士王圆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敦煌文献分别于1907年、1908年经过了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但是，此时的中国的学术界对此还一无所知。1909年，伯希和又到北京购买汉籍。伯希和将随身携带的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敦煌碑赞合集》等出示给中国学者，目的是讨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对发现敦煌藏经洞一事大为震惊，他对伯希和的十几种敦煌写本进行了拍照，伯希和同意回国后把其他敦煌写本的胶卷寄来，同时告诉罗振玉，敦煌石室至少还有八千件卷轴。罗振玉回到学部后，亲自拟好了电文，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让他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了北京。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一带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期木简，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斯坦因回国后，将这些文字材料交给了法兰西学院的沙畹教授进行研究。罗振玉得知此事后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1913年，沙畹将研究结果寄给了当时在日本的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反复阅读后，决定重新进行分类考订，至1914年，两人合作编成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