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土司申遗成功水到渠成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带队（国家文物局供图 央广网发）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北京时间今天（4日）下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报成功，表明“土司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我国政府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都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权威专业咨询机构的一致认可。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土司遗址”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

      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都是相对集中于湘鄂黔交界山区的代表性土司遗址，在选址特征、整体布局、功能类型、建筑形式、材料、形式和工艺等方面既展现出当地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又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性，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

      “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申遗成功后，正在德国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接受了中国之声的越洋专访：

      童明康：刚刚获得通过，心情非常激动，结果非常的好，一共大约用了20分钟左右讨论获得通过。通过了之后，大会主席向我们表示祝贺了以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到中国席来向我们致贺，盛况空前，真的特别高兴。这次土司的那个申遗成功，表明了世界遗产文化会和专家组织对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艰辛努力的充分的肯定。

      这次的申遗成功应当说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第48处世界遗产，也是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连续第13年申遗成功。因为这个土司遗址涉及了湖南、湖北、贵州三个省，特别是对于湖南、贵州这两个省来讲，还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也是世界遗产保护里面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个是这次土司申遗非常重要的。

      明年我们申遗的项目，仍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左江的花山岩画，这个花山岩画我们申报的是文化景观。所以明年的这个文化遗产也很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花山岩画明年的申遗成功。

唐崖-荆南雄镇牌坊 

      申遗成功的“土司遗产”，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那么土司申遗的意义在哪里？申遗成功，对湖北、湖南和贵州三地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又有哪些长足的影响？

      “中国土司遗产”申遗项目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多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交界地区，包括土司城、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土司庄园和家族墓葬群等，是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负责此次申遗文本：

      陈同滨：这次申遗有一个特点，就是土司遗产本身它在物质上就建筑艺术、建筑技术上的形象，并不是很突出。它不像西湖山水，大山大水的那种，也不像元大都城址在草原上，形象也很突出。它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在于建设和技术的水平，而在于它承载着当年一种管理模式的信息。

      “土司”是中国古代由中央政权委任西南多族群聚居地区族群首领世袭管理其辖区的职官制度。它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而结束于清代，有着1000多年历史。通过土司制度，中央政权实现了对西南地区长期、有效的管理，既保证了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也推动了各族群对统一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而土司遗址，正是这种制度的珍贵文物。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刘洋认为，申遗成功，将对三地的文化保护、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刘洋：我想第一个对当地土司文化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对三个城市的旅游开发也有好处；最后拿到这个荣誉的话，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单纯靠国家输血或社会力量推动还是有限的。有世界的荣誉，对当地的传承人和当地老百姓，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和极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