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寿州窑的兴与衰

       “南青北白”引领了盛唐时期制瓷工艺的总体风尚.也代表了黄河、长江流域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然而在青、白二色交相辉映下,地处淮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却呈现着迥然有异的黄釉瓷的身影,它就是以“寿州瓷黄”闻名于世的安徽寿州窑(图1)。唐代主要烧黄釉瓷和少量黑釉瓷,产品有碗、盘、杯、盏、钵、枕、注子、玩具等。

       寿州窑始烧于南朝陈,属青瓷体系。经隋代的工艺鼎革,至盛唐时,寿州窑始烧黄釉瓷器,并逐渐达到顶峰。唐中晚期,窑口日趋没落,兼烧黑釉和少录绛红釉。1960年,安徽省博物馆在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延绵长达80余公里的窑河、高塘湖沿岸(图2)及田家庵区的三座窑、费邪孜、李嘴孜一带发现该窑遗址(图3),出土碗、壶、盏、盘、罐、注子、枕等众多瓷器,从而引发了古陶瓷界的高度关注。

      寿州窑瓷器胎体祖厚、坚硬,一般未经淘洗。烧制前,通常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以弥补胎质的不足(图4)。山于未能熟练掌握氧化焰烧制技术,故成品釉色泛黄,“与河北、河南、陕西等地一些青瓷釉层的青黄色很相似”,并有积釉与窑变现象。而在器物种类上,以碗、盏、壶等茶具居多。
 
      山于寿州窑选址于南北分界线的淮河南岸,南北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赋予寿州瓷包容兼备的个性。至盛唐,经过百年来的苦心经营,该窑终于迎来了窑场林立、窑火不息的盛况,寿州窑一跃成为名窑之一,进人全盛期。寿州窑兴盛于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勇于变革的探索精神,推动寿州瓷实现了质量的飞跃。盛唐时期,瓷器因原料丰富且烧制简便涌入了百姓生活,需求量的剧增与审美层次的提升,直接刺激了唐代制瓷业的变革与繁荣。聪明的寿州窑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幻的瞬间,进行了积极改革,一改传统的还原焰烧制技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器(图5)。为避免烧造过程中因粘连、重叠带来的损伤,以及烟火对坯胎的熏染和落沙等现象,寿州窑工巧妙地将匣钵、支托、支钉等工具运用其中(图6,7),提高了寿州瓷的釉面亮度与纯净度,井使其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从目前古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看,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匣钵的窑口之一。为了弥补胎土粗糙等瑕疵,寿州窑将化妆土置于胎体的表面,平添了几分美感。
 
      饮茶之风的盛行,促进了寿州窑茶具的大量生产。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论道成为风行之雅事。《国史补》曾载:“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茶产地这一特有的优势,为寿州窑茶具的广泛使用及工艺改进提供了社会墓础。由于寿州窑胎土祖糙,故茶具多为中下层人士所青睐。庞大的底层消费群体为寿州窑茶具的销售铺平了道路。据相关资料证实,近年在安徽、江苏、河南等省均发现大量寿州窑茶盏、注瓶等。1986年安徽长丰县大柿园鲍庄出土的黄釉玉璧足碗,即为一种典型的唐代寿州窑茶具。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亦曾出土了大最寿州窑茶具残片。

       良好的地理位置,为寿州窑的生产与销售提供了便利。寿州窑凭依淮河古道,背靠八公山脉,介于寿、潦、庐三州之问。星罗棋布的窑场之间,河道众多:巍巍八公山为其提供丰富的瓷土及釉料;顺畅的各州骚进及繁忙的淮河水运将寿州窑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向南北各地。近年来,“在沿淮工程中,上自河南的东部,东至苏北,中经皖北,长达数百里的工地上,都有唐代黄釉瓷器的出土,其中可能一大部分应是寿州窑的产品。”寿州瓷器的身影遍及淮河古道孕育下的广阔大地之中。
 
      寿州窑窑口众多,分布于窑河、高塘湖、泥河岸边。窑河,古称洛涧,源出江、淮分水岭北侧之凤阳山南麓,以洛河为主源,是连接高塘湖与淮河的重要水道。窑河沟通了高塘湖、余家沟、洪岗及外窑村等窑场,承接起各类原材料及成品的转运,亦维系了寿州窑借助淮河古道,转而依托运河进行外运的优势,加速了寿州瓷远销“两淮地区及豫、苏、鄂等地”的步伐。窑河两岸港口众多,其中以窑河入淮口处的洛河港口最为著名。洛河港口系淮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商埠港口。由于共据淮南、淮北关隘,扼淮河上游寿州与下游潦州等地咽喉,故往来船只、商贾多集聚于此言商论道。古寿州产的陶瓷器皿即沿窑河以木帆船运至此处,与扬州等地运过来的盐、农具、京广杂货等物买卖交易,继而经淮河转运河东进北上,进入平常百姓生活之中。据考古资料,1975年扬州西门外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出土大量黄釉瓷片,初步鉴定为唐代寿州窑产品;1999年在安徽淮北柳孜隋唐运河考古发掘中,发现8艘沉船及大量属于寿州窑风格特征的碗、坛、瓮、枕等黄釉器物及残片:2006年安徽宿州大运河遗址再次发现碗、盏等典型的寿州窑器物,由此唐代寿州瓷器的销售盛况可见一斑。

       然而至晚唐,勇于革新的寿州瓷器却没能紧跟时代步伐,随着国运衰退,寿州窑再也无力支撑300年来积累下的黄釉产业,最终无声地淹没于青、白二色的世界里。

      寿州窑的衰落,主要山于自身烧造技术上的缺陷及其他窑口产品的冲击。唐代中晚期,寿州窑在原料选择与加工上放宽了要求,胎土粗糙、施釉厚萍不均等缺陷愈显突出。由于坯胎厚薄不均,温度控制不当,故成品率降低。在洪岗及外窑村等众多窑口遗址均发现因工艺粗糙而遗留的半成品残件。另外,面对“千峰翠色”的越窑青瓷、“白如雪”的邢窑白瓷以及釉下彩绘的长沙窑瓷器的迅猛扩张,寿州窑一度尝试烧制黑釉(图8)及独具特色的绛红釉瓷器,但终究无法延续燃烧300年的窑火。

       烧造工艺水平的降低固然是寿州窑没落的内在原因,但唐代中晚期社会环境的变迁亦加速了寿州窑的衰落。

       首先,税茶、榷茶政策大行其道。穆宗(821一824年)时,增天下茶税,以致右拾遗李压上疏谏曰:“茗饮,人之所资,重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而武宗(841一846年)时,盐铁转运使崔供又增江淮茶税。至大中初,“庐、寿、淮南皆加半税”。高额的茶税,减弱了风靡盛唐的饮茶之风,同时也缩小了以生产民用茶具为主的寿州瓷器在淮河流域的市场份额。

       其次,自然灾祸连年不绝。据《新唐书》载,自宪宗(806-820年)起,寿州等地灾疫横生。“元和元年(806年)夏,荆南及寿、幽、徐等州大水”。文宗时,水灾更为频繁。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浙西、淮南、河南、荆襄等地大水,没良田数顷。时隔四年即大和七年(833年)秋,“浙西及扬、楚、舒、庐、寿、滁、和、宣等州大水,害稼”。及至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舒、寿、和等州复发大水,“漂没数万家”。滨临淮河的寿州窑被迫经历了反复修整与重建的厄运,港口与河道的淹没,严重滞碍了寿州窑产品外运。
 
      沉重的摇役致使官逼民反。唐代中晚期,社会动荡不安。“游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由于“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故咸通八年(867年)镇守桂州的徐州籍戍卒在庞勋的领导下擅返故里,爆发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主战场即置于寿、潦、洒等淮河流域一带。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民军一度“围寿州后,断绝了汁河的漕运”,“大掠诸进贡献及商人货”。如此残酷的内战,无疑给寿州瓷器的生产与外运以沉重打击。

       内忧外患的窘境,迫使寿州窑在风雨飘摇的晚唐停止了前进的脚步。随着青白二色的创新与衍生,“寿州瓷黄”逐渐淡出历史的记忆。但无可争辩的是,它毕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世界中涂抹了一丝炫亮的色彩,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责任编辑: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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