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见证海上丝路繁华

2015-11-23 13:50:00 已浏览次

　　4月16日，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在扬州开展。1200年前，扬州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在大唐经济版图中的所占的地位，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扬州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港口城市,是著名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更是海上陶瓷之路的最早起点。扬州“海上丝路”是如何变迁的，都有哪些与扬州站有关联的重要人物，都出土过啥样的外域文物？

　　扬州海港见证古城兴衰

　　沧海桑田是对扬州最好的描述，扬州港兴起于东晋，称霸于唐宋元，没落于明清。考古学家朱江先生所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清晰地勾勒出了这段历史轨迹。

　　朱江先生说，扬州海港兴起于东晋,当时我国高僧法显,从印度回国途中,突遇大风,漂流至山东半岛再航行来扬州,法显归国的路程比原先多出了1300多海里,无意中把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从广州沿海拉到了山东海岸。由此,从山东半岛南下以及从境外经广东北上的货船,必须经过当时的扬州港。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进入极盛时期，这条路线由斯里兰卡向西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阿巴丹和巴士拉，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亚丁，同时并已由广州沿海北上，一直延伸到长江河口的扬州，全长14450多公里。唐代扬州由于处在长江河口段时期，有适宜的港口，又处在南北大运河中段淮南运河入江的河口位置上，南向可以进入江南运河，直达杭州，东向可以出海，直达日本或南下西洋，西向可以溯江而至襄鄂，或由九江南下洪州，转由梅岭之路到达广州，北向沿着运河直抵京洛，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线路，是每个通商大港最为理想的市场和财货集散地。

　　宋代，因为兵乱，扬州赖以繁荣的国际国内运输和贸易，以及手工业和金融市场日渐衰落，但是依旧没有丧失对内与对外交通的枢纽地位。宋代兴起的真州港口，实际上是扬州口岸的一个组成部分，依旧有不少朝鲜人和阿拉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航行到扬州港口，而后沿运河北上，或溯江至湘鄂。

　　随着元朝用兵东南，一度沉寂的海上丝绸之路又活跃起来，来自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扬州成为他们北上大都，或南下航海的必经港口。其中许多人或是在这里从军，或是在政府做官，或是从事贸易活动，或是传播宗教，还有不少人永久居留在扬州。

　　到了明清时期，因为扬子江心的马驮沙与江北并岸，长江河口日益东移，扬州作为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港口位置，逐渐被江阴和华亭所取代，但尚未完全失去海外交通的地位。在整个明朝，扬州卫指挥使负有巡海的任务。清朝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名存实亡，扬州和海外的交通空前冷落，除了和琉球国外，其他的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扬州海港促进世界交流

　　“海上丝路”的打开，让扬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不少域外的人士，随着航海船，经过狂风和海浪的洗礼，最终抵达富饶、祥和的扬州港。他们很快就迷恋上这块土地，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也想感受一下扬州百姓的生活。

　　在唐代扬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扬州港的地位不断提高。“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江火明沙岸，云帆碍浦桥”“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可见当时扬州港口的繁荣，所以在扬州活动的外商特多。因此在扬州城中不仅有西亚的大食国(阿拉伯国家)人、波斯(伊朗)人，还有东南亚的婆罗门(印度)人、昆仑(马来西亚一带)人、占婆国(越南)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新罗、高丽等国人。这在史料和唐人笔记小说中屡见不鲜。

　　新罗人崔致远曾于唐代乾符年间来到扬州，在淮南节度副大使高骈属下任都统巡官承务郎一职，为高骈掌管“笔砚军书”事务，深受高骈的赏识，赐官至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佩紫金鱼袋。崔致远所撰的《桂苑笔耕集》中，曾用题柳诗来作为结尾，足以说明他对扬州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整个唐朝时期，经由扬州港口东渡日本，而又见于著录的唐朝人有好几个，其中最为壮观，意义及其影响最为深广是鉴真大师的六次东渡。朱江说，鉴真和尚及其僧团一行的经路，不仅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还为扬州与海外及内陆交通方面的航行，勾勒出一个明了而又具体的轮廓。

　　元朝，著名于世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随其父尼哥罗、其叔马菲奥，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来到东方，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元朝上都(即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派遣他出使国内各处。至于马可·波罗对扬州的记述，如下所云：“从泰州发足，向东(按：应为向西)南骑行一日，终抵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此扬州城颇强盛，大汗十二男爵之一人驻此城中，盖此城曾被选为十二行省治所之一也。应为君等言者，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年整。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持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不少意大利商人来过或居留在元代扬州。其中有个姓伊利翁尼的一家人，曾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来到中国并居住在扬州。老伊利翁尼名叫多密尼，儿子名叫安东尼，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11月淹化于扬州，葬在南门城外，女儿名叫喀德林，于至正二年(1342年)6月卒于扬州，也葬在南门城外。伊利翁尼兄妹二人都留有用拉丁文老哥特式字体镌刻的墓碑。这两块墓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考证：“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罗马天主教的碑石之一。”

　　在盐阜路边的天宁寺，很少有人知道它与扬州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宁寺是为了纪念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在扬州翻译一部长达六十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而得名。明朝嘉靖年间的《惟扬志》记载了东晋时期，佛驮跋陀罗在扬州译经的故事。右将军褚叔度请司空谢安把他家的别墅即译经处捐献出来，改建为寺院。后世将这座佛寺称为“华严道场”，而寺院的故址就在今天天宁寺所在的地方。佛驮跋陀罗成为第一个来扬州的外国人，并且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的。

　　海上陶瓷之路最早起点

　　作为唐代四大港口之一，当时的扬州不但是国内瓷器的集散地，也是外销瓷器的最大港口，扬州的路线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瓷器外销任务。“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中，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而当时，长沙窑出产的瓷器主要就是用于外销。长沙窑的瓷器，只有通过扬州港口，才能到达世界各地。除此之外，还有浙江的越窑、婺州窑，河北的邢窑、定窑，河南的巩县窑，广东的汕头窑，安徽的寿州窑等。

　　1998年，在印尼物里洞岛附近海底发现“黑石号”沉船，打捞上来的中国陶瓷器计6万余件，主要烧制于九世纪的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等地窑口。最名贵的3件唐代青花瓷，被称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黑石号”沉船是从扬州解缆出港，目的地是波斯湾的东洋贸易港席拉夫。

　　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扬州城考古队对扬州市工人文化宫基建工地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时,在唐代文化层挖掘出少量玻璃器残片,它们所代表的器形可能有鼓腹水瓶、香料瓶、胆形瓶、杯、碗、盘等,化学分析显示,均为伊斯兰玻璃中常见的钠钙玻璃。另外,在扬州出土的唐代文物中,还有一件波斯的翠绿釉大陶壶和不少的翠绿釉、蓝釉、灰蓝釉罐等的大量陶片,这些来自异域的日用器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扬州的国际性和繁荣性。

　　唐代扬州还是唐三彩的最大出口港。在东亚、东南亚和西亚一带发现的唐三彩，也从侧面印证了扬州港的大港地位。因为除了少部分唐三彩从陆上丝绸之路流传到西方外，相当大部分是通过扬州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流传到东亚与西亚各国的。上个世纪，扬州考古工作者在石塔路北侧学文庙旧址、文化宫内，旧城仓巷旧址、盐漕察院、原扬州师范学院教学楼前等地发现了大批的唐代三彩器皿，多为实用器皿，或艺术品与玩具，未见或者少见殉葬品。这些发现都表明，这些唐三彩是作为商品，直接运输到扬州，或者本地销售或者远销海外。

　　因此,许多外国学者把我国唐代及以后各个朝代陶瓷输出的海上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就是起源于唐代陶瓷的大量输出，而唐代扬州就是这条“陶瓷之路”的最早起点。

责任编辑：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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