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瓷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装饰技艺的艺术分析

       划花、剔花、刻花与印花技艺是耀州瓷重要而典型的装饰手段。自中唐以后，耀州窑陶瓷生产的主流转向了对金银器的仿制，从器型到纹饰效果极力模仿，然而由于瓷土与金属的先天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的不同，生产工艺上必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新的适应陶瓷装饰的技法和工艺不断在探索中产生和改进，划花、剔花、刻花和印花四种装饰技艺就是在对金银器的模仿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瓷器装饰技术。尤其五代的剔花和宋代的刻花技艺的创造性成功运用，使耀州窑得以在瓷窑林立的时代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跻身八大窑系之列，被誉为北方刻花青瓷之冠。本文拟就这四种对于耀州窑艺术风格特征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装饰技艺作一简要的艺术分析。

       不同的艺术手法必然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划花、剔花、刻花与印花艺术手法的差异在耀州瓷的制作中有着各不相同的装饰艺术效果。从划花到剔花，再由剔花到刻花，最后发展到印花，其中反映出的是装饰审美风格从线性手法的平面性装饰为主向以三维的立体装饰发展，最后形成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耀州瓷独具魅力的刻花装饰风格的转换，其间蕴含了耀州工匠对装饰技艺的改进与创造。同时，这种转换过程正显示了耀州窑艺术风格从发展、成熟到鼎盛的历史轨迹。

       划花是以尖刃刻刀或尖锥状工具在瓷胎表面按预期的图案进行纹饰划刻的一种装饰技艺。从其表现的艺术效果来看接近二维平面的绘画性图案装饰效果，工艺装饰味较强。这种效果源于仿制金银器上的线刻图案，方法则有似于以刀代笔的白描。划花在瓷器上的运用改变了以往以器型和色釉为主的装饰手段，使光素的瓷器表面增添了华丽精美的图案纹饰，是瓷器装饰技艺上的进步。由于工艺简便、功效明显，很快为大江南北的众多窑场所吸收采用，也成为耀州窑自中唐以后普遍和常用的一种装饰技艺。划花技艺是本文所述四种技艺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一种，由于方法简单、实用有效，在其他三种技艺尚未发生之际，它成为主要的瓷器表面装饰手段，划花手法所划出的单线纹饰图案也通常成为瓷器装饰的主纹饰。在其他几种技艺产生和发展起来以后，划花常与其他技艺相配合使用，划刻出的线性纹饰则多成为辅助纹饰，起到丰富主体纹饰的作用。划花的方法也有所改变，从单线划刻衍变为表现肌理效果的成组的篦纹排线，下文中另有论述。

       剔花技艺采用器壁减地隐起的雕刻刀法，局部有圆雕的效果，而整体更为接近高浮雕与浅浮雕。通过部分剔除使原本光滑平素的器物表面产生所需要的立体形象造型，形成高低起伏、穿插有致的三度空间效果。尤其有利于表现自唐代以来流行的花卉题材，其花瓣与叶片的翻转掩仰、开合动势都能得到尽善尽美的艺术表现。对三维立体雕塑效果的追求，在耀州窑五代晚期到北宋初期的器物上得到了突出的独特表现，其效果和平面线性的二维划花效果相比明显具有厚重的体量感和视觉冲击力量。加之剔花和划花相结合使耀州青瓷在器型装饰上达到浑厚大气与华丽精美兼具一身，艺术欣赏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加强。以五代青釉剔花牡丹纹壶为例，其剔刻出的牡丹活灵活现，雍容与典雅，展现出一种高于现实之美的艺术之美。在瓷器制造史上，耀州青瓷剔刻法将这种传统技艺的成功引入无疑是领先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耀州窑五代时期的剔花青釉瓷器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剔花技艺对于耀州瓷独立风格的形成更为突出的文化艺术意义，还在于开启了宋代耀州瓷独具特色的刻花技艺的法门。剔花瓷器虽然有着上述强烈的艺术美感，但在烧造过程中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剔花瓷器因为是整体剔刻，器壁要求有相当的厚度，所以刻成后形成器壁厚薄不均，烧造时由于瓷胎的收缩率影响，造成内部应力不同，器物很容易变形，所以成品率不高。器壁厚度的增加也使器物体重增大，无疑影响使用的灵活性和轻便性，而且剔刻一件作品需要技艺水平很高的工匠劳时费工地制作。这些难题最终导致了耀州窑工匠进行新的探索创新，创造出了独特的刻花技艺，而剔花技艺成为耀州瓷最具创造性的偏刀刻花装饰技艺的前奏和基础。

       耀州瓷的刻花技艺是在划花和剔花技艺基础上的独创。方法是先用锋利的斜刃刻刀或直刃平口刻刀在半干的瓷胎壁上较深地划刻出单线图案，然后沿划痕线的一侧选取一定倾斜的角度刻入，用平口刀剔除两刀之间的部分，即沿线条的半边刻或半边剔出的方法，俗称为“两刀泥”的刻法，其完整刻完未施釉时即已具有了凹凸结合、起伏有致的浅浮雕的艺术效果。烧成时，由于器壁饱蘸肥厚的釉液，加之釉液在高温状态下的流平性使得器表刻去的凹陷部位重被釉液填满流平，又形成饱和光滑的表面。由于釉液填充的部位因为斜刻形成坡面，所以填充后的厚度不同，因而呈现出自然的深浅变化，这种变化既使得器壁原来浅浮雕的艺术感觉变得含蓄幽深，又显现出一种如同墨色烘染的退晕效果。在线条的衔接与转折之处这种深浅的变化，由浓到淡，色阶变化丰富，有如光影的转换，虚实不定，颇具艺术魅力。而娴熟精湛的刻花技艺使人能感受到线条划刻时犀利流畅的速度感和畅快感，遭劲的线条成为图案的健挺的骨架。这一技艺的改进，使得器物在满足立体与平面双重艺术欣赏需要的前提下，器壁得以最大限度地减薄，同时达到了使用功能的轻便实用。从技法的演变来看，偏刀斜刻的刻花技艺明显承续了剔花和划花技艺之长，具有二者优点的综合的属性。既有绘画线条的节奏快感，又有雕刻特有的力度与体量感，而从一种独立的陶瓷装饰技法来说，刻花却具备着鲜明的独创性和个性，它是耀州制瓷工匠智慧创造的特殊性刀法，同时更加明显地标志着耀州瓷已经不是简单地模仿金银器，而是模仿中的创造，刻花技艺就是耀州瓷装饰技艺中最具技术与艺术含量的独创。

       刻花技艺从其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同时兼备了立体浮雕与平面绘画的双重复合效果，使简洁的造型中饱含了丰富的装饰内容。这种带有较强烈的立体感的刻法加上朴素的单色青釉的罩染，素朴之中别有一番韵味，很符合宋代人“尚朴”“尚意”的审美心理。西域传来的“凹凸画法”，又叫“凹凸晕染法”，其实质就是在二维的平面形式中追求逼真的三维立体效果，其发展历唐及宋，尤其是徽宗朝国家画院的建立后这种画法已程式化为“压线烘染法”被普遍地熟练运用。中国画画科中的花鸟画在北宋皇室的大力推动下得到极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其影响至今仍堪称楷模和经典，而其最基本和有效的技艺之一就是“压线烘染法”。这种技法是先以白描的线条勾勒出画面形象，然后用墨色沿线条的一侧进行浓淡退晕的烘染，离线条越近墨色越浓，越远越淡，完成后形成色阶退晕的立体层次的效果，比白描更显丰富、厚重和生动。绘画艺术的提高对工艺美术的技艺进步有（原作者：王锐）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技艺和耀州瓷刻花技艺所产生的极为相似的艺术效果，从中透露出陶瓷技艺所受绘画流变和技艺影响的关系。和划花那种单线线描的艺术形式不同，刻花不仅具有那种单线线描的笔法因素，还兼有如同水墨晕染的墨法因素。这正是宋代绘画艺术的高度成熟在陶瓷艺术上形成的程式化反映。宋代时瓷器的彩绘装饰技艺业已在统属北方窑口的磁州窑成熟起来，可以佐证宋代瓷艺的装饰手法已明显开始向绘画吸取营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宋时期耀州刻花青瓷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和五代剔花一样，宋代刻花技艺同样结合了划花作为肌理效果的丰富和补充，而这时期的划花在与刻花相结合运用的同时也发生了演变，最具特点的是篦纹划花技艺。篦齿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使一次划刻可代数次，既提高装饰工作的效率，又有着同向成组排列的秩序感，成为耀州瓷辅助刻花装饰的有效装饰手段。耀州窑的篦纹划花技艺在唐代即已经成熟运用于瓷器制作，只不过一直没有推广到瓷器的外表面装饰上来，而是大量运用在不施色釉的擂钵的内表面。擂钵是用于研磨的工具，篦纹划花后形成排列有序的沟槽增加了研磨时的接触面，因而加大了摩擦力，使研磨得更细更快。其中的篦纹在实用的同时增加了装饰的美观性。与此不同的是，宋代耀州瓷的篦纹划花并不作为主纹，而主要是作为辅纹运用。其应用部位主要在刻画出的图案之内。爽利有序的篦纹又增添了一层耀州瓷的欣赏趣味，尤其适合于花瓣、叶片与波浪的肌理效果的表现，使其装饰艺术效果大为增强。

       由于耀州刻花青瓷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导致市场需求量激增，手工刻花工序多且数量有限，周期也长，为了保证质量的统一，满足供需要求，缩短制造周期，印花工艺应运而生。

       印花技艺是仿刻花工艺，先制作好带有设计纹饰效果的模具，然后按照磨具规格拉出粗坯罩扣在磨具上进行拍打，在器物坯体上模印出纹样的装饰手法。印花艺术主要取决于所用模范的制作水平，因此，印花技艺的水平高下主要取决于模范制作的技艺水平。耀州瓷的印花工艺沿用了传统的制作手法加以创造运用，在模范制作的精美程度与艺术水平上大为提高，其精美的印花模范可以脱模出与刻花同样精美的器物。由于印花工艺一次脱模即可成型，省去了划刻工艺，品质高且统一一致，缩短了生产的周期，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还保证了耀州瓷的艺术水准和产品供应，非常适合大批量的市场需求。正是由于印花工艺的普遍推广才确保了耀州瓷的批量生产，因而能大量远销海内外，同时，促使了耀州窑系的形成和扩展。

       可以说，印花技艺生产出的产品反映出了制瓷装饰工序的进一步简化，印花产品中将原先剔刻花与划花结合的工艺合并为印花工艺于一体，效率大增，但从艺术性角度来讲，虽说高水平的模范保证了印花产品的一定艺术水准，也易于取得统一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有一种独特的装饰韵味，但其艺术创造特有的手制感和手工技艺的特有的鲜活性却已明显丧失，已成为较为纯粹的工艺品。这既是耀州窑达到鼎盛时期的标志，也导致了其艺术创造性的相对衰退。

       上述四种传统的耀州瓷装饰技艺都与对金银器的仿制和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借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正是对金银器的模仿和对绘画艺术的吸收与借鉴极大推动了耀州陶瓷装饰艺术的进步，然耀州瓷对金银器的仿制和对绘画艺术的借鉴决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和继承性的再创造。其中尤以刻花工艺最可称道，在简便的工艺过程之中能取得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效果，充分体现了耀州工匠非凡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促使了北宋的青瓷刻花艺术在当时众窑林立中一枝独秀，独领风骚，不仅广泛地影响了当时大江南北的众多窑场，也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