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丝路的追梦人

2015-02-27 14:38:07 来源：北京青年报已浏览次

丝绸之路由人而生，往来于海上、沙漠的人们通过远征追逐梦想——沟通之梦、布道之梦、旅行之梦、发财之梦……由此，丝绸之路上也留下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历史印迹。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今天，它早已超越其作为交通线的定义，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精神象征。

“丝绸之路”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概念，穿梭于丝路上的主角也不断变化。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东亚各文明古国因此连接，各国使团、商旅、僧众、艺人、普通民众等追逐着各自的梦想，往来于丝路。西方的植物、香料、珍奇珠宝、玻璃、金银器和一些珍禽异兽等陆续输入中国，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以及科学技术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铜镜、茶叶、瓷器、药材、铁器以及四大发明等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方。

布道者：丝路也是“思路”

东晋高僧法显去天竺求法回来时便搭乘商船回国，历尽艰辛，最终在青岛市崂山区登岸；周达观作为元朝使团的成员，于1295-1297年从温州港起航，游历高棉帝国首都吴哥，写成《真腊风土记》，成为世界上关于吴哥文化的最早记录；旅行家汪大渊从1330年开始，两次从泉州乘船远洋，用近十年的时间先后游历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西亚、埃及、摩洛哥等地，并出红海抵达非洲索马里和莫桑比克。归国后著《岛夷志略》，该书涉及220余个国家和地区。

交流是双向的，公元478年以前，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从海路到中国南越（今海南岛对岸广东地方），他是将佛教禅宗带入中国的布道者，拥有“一苇渡江”等诸多神奇传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77年）20岁时前往麦加朝圣，并从此游历44个国家，在他的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述及泉州、杭州。

使团：万国来华通好

展览有四个单元着力展现绿洲丝绸之路的历史过往。1938年出土的博望侯□造（铭）封泥（用“□”代替不可释读的字，“造”亦有学者认为是“铭”）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级文物，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封存后首次向世人展出，彰显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丰功伟绩和世人对其的景仰。

汉唐时期，绿洲丝绸之路上活跃着来自世界各国追梦的人们。各国使团带着王朝国家之间通好之梦跋涉在丝绸之路上。汉代，遥远的波斯、条支、大秦等国遣使奉献。北魏统治者非常注重与西域乃至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系。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建立了与西域的联系，并于太延二年（公元436年）遣使西域获得成功。董琬、高明等六批使节，携带大量财物到达西域十多个国家。据《魏书》记载，北魏都平城（即今之山西大同）期间，波斯遣使北魏先后共有五次。唐代，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使者汇聚两京，唐朝特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事接待。

1971年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客使图壁画就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情景。画面中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朝服，气度沉稳，雍容自如，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后面三位，为首者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者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者头戴翻耳皮帽，圆脸，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来自我国东北的靺鞨族。

商旅：瀚海驼队逐利

绿洲丝绸之路最大的追梦群体无疑是各国的商队。来自中亚粟特地区、西亚、阿拉伯等地的商贾们怀揣着发财之梦，驱赶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跋涉在丝绸之路万里的漫漫征程中（图1胡商牵驼图壁画）。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

展览通过10件汉至唐代的骆驼俑营造出沙漠驼队的场景，再现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盛况，通过不同时期骆驼造型展现了中国人对骆驼这种异域奇畜由陌生到熟悉,进而珍视的认识过程。太原市隋代斛律彻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驼俑（图2）的骆驼双峰间驮有丝绢、皮囊等物，囊端饰虎头图案，皮囊之上坐有深目高鼻的胡商，头戴圆毡帽，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持饼进食。

商队贩卖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金银器、玻璃器等。此次展出的中国和西方生产的丝织品、粟特地区生产的金银器、天竺国制作的人面纹青铜壶（图3）、罗马银盘、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器和玻璃器、东罗马的盘口琉璃瓶、伊斯兰的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以及中原王朝、贵霜帝国、萨珊王朝、安息帝国、罗马帝国等国家的钱币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

移民：胡风融合华夏

除了商贾之外，不少向往东方的胡人经由丝绸之路陆续来华。汉代长安城就经常居住有西域胡人。进入北朝时期，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大量胡人经过河西走廊来往于汉地各个城镇。唐朝是公元七八世纪地球上国力最强、文明最盛的地区，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通过海陆途径汇集长安、洛阳等地，从事政治、军事、宗教以及文化艺术活动等。其中以粟特昭武九姓、突厥、波斯、回鹘、契丹、渤海等地的胡人为代表，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普通军士、舞者、艺人、马夫、奴仆等。

有唐一代，客居在帝都长安城的胡人保持在十万人以上，约占都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量胡人的加入更加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丝绸之路沿线唐墓出土的形态各异的胡人俑生动地再现了胡人来华追梦的盛况。

此次参展文物中有不少胡人形象。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殿堂级文物三彩釉陶载乐骆驼形象地展现了长安百戏中的胡人艺人的活动。西安市博物院藏彩绘陶骑驼小憩俑抓住了行进途中骆驼驻足嘶鸣的瞬间，把小女孩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在驼背上小憩的情形刻画得惟妙惟肖，也把丝绸之路上行人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图4）。具有架鹰驯豹特长的外国猎人是唐代达官贵人青睐的对象，他们在唐代统治阶级休闲娱乐活动——狩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马狩猎胡俑身骑骏马，或抱犬，或架鹰，或带豹和猞猁，或驼猎物鹿，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狩猎场景。

金乡县主墓出土有一件彩绘陶女立俑头梳“刀形”高髻，神目高鼻，为胡人女子形象，她会不会就是唐诗中描绘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胡姬”呢？甘肃省庆城县赵子沟村穆泰墓出土的彩绘陶胡人俑非常有特色，脸部墨色，长发披至颈部，高眉深目，戴尖形耳坠，上着圆领宽袖袍，腰系黑带，下穿紧身豹皮裤，足蹬黑皮靴，陶俑双臂屈肘高举，手握虚拳，斜腰拧胯，好似奋力执缰绳状，表现的应是牵驼胡人形象（图5）。

还有“昆仑奴”，这是对入唐黑人的称谓。唐人史籍笔记中的黑人泛指卷发黑肤，被贩卖或进贡入唐，从事马夫、奴仆、艺人之类工作。昆仑奴多在乐舞戏弄中出现，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M336出土的彩绘陶黑人百戏俑应当就是手持棍子进行舞蹈的昆仑奴（图6）。

来华胡人追逐的是东方富有幸福生活的美梦，他们的到来为中原大地带来了异域风情，拥有胡人奴仆的数量甚至成为唐朝王室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胡人来华与胡风的注入，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碰撞，让恢弘厚重的汉唐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绿洲草原海上

不断变化的“丝绸之路”

此次国家博物馆“丝绸之路”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4家文博单位的490件文物珍品，是目前所举办的综合反映丝绸之路悠久历史和伟大意义的规模最大的展览。展品中一级文物占总参展文物的60%以上。其中包括著名的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兽首玛瑙杯、舞马衔杯银壶，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等国宝级文物（图7兽首玛瑙杯）。展览首次实现了将丝绸之路三大主要干线：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予以全面展示。

绿洲丝路：基本走向定于两汉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

狭义的“丝绸之路”通常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以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中亚与西亚地区，连接地中海各国，并南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这条道路也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或“陆路丝绸之路”，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

广义的“丝绸之路”除“绿洲丝绸之路”外，还包括“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方丝绸之路”。它东段到达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抵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和扶风西周宫殿基址出土的蚌雕胡人头像即是证明。这种早期的交流也让后世的人们对《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西行之事充满了遐想。

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随之开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由先前自发的临近地区之间的自然传布转变为在中原王朝经营下的自觉交流。

草原丝路：游牧民族充当媒介

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内地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大多通过草原得以实现，草原丝绸之路也因此得名。草原丝绸之路大致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西经西伯利亚大草原地区，抵达咸海、里海、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东欧地区。在这条交流通道中，以移动性强而著称的古代游牧民族充当了文化交流中的桥梁和媒介。

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铜镜和漆器经由草原已远播至西域和中亚地区，俄罗斯戈诺阿尔泰巴泽雷克冢墓就出土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战国花卉凤鸟纹织锦及山字纹铜镜。中国的丝绸甚至远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

海上丝路：宋元时期达到鼎盛

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即已成形，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近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

西汉武帝拓展与域外的交流，在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发舶远洋，通使互贸，以黄金、杂缯等换回玛瑙、水晶、珊瑚、琉璃等奇石、明珠等；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逐渐失去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绿洲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作用突显出来；宋代继续承袭唐朝海外贸易制度，在广州、明州、泉州、杭州、福州、温州、密州等继续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并于元丰三年（公元1090年）出台规范的海外贸易法《广州市舶条》，通行全国。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出现碧海云帆、货通万国的繁荣景象。

“丝绸之路”展览通过“黑石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碗礁一号”沉船的出水瓷器及海外捐赠瓷器等阐释了以瓷器为大宗贸易商品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唐代至明清的发展历程。重点揭示了中国瓷器外销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瓷器的外销、专门为海外市场制作的外销瓷、接受西方人定制的瓷器。清代，欧洲贵族以拥有装饰纹章图案的中国餐具作为荣耀和地位的象征，仅18世纪就有约60万件的销量，展览展出的清乾隆年间荷兰银行家克利福德家族定制的青花粉彩徽章纹盘（图8）即是这种定制瓷器。

今天，“丝绸之路”一词早已超越其历史含义，成为一种精神和象征。

责任编辑：小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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