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博物馆与城镇化过程中的社区文化建设

      博物馆这一机构缘起于留住消失的过去及人类的记忆之需，但作为公益性机构，服务社会才是其安身立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从满足精英雅玩与科研，到面向公众的历史、科学、艺术普及，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区博物馆是立足于社区，为了社区，以社区内的自然与人文遗产为主要资源，在社区居民主导下开展遗产保存、整理、研究、展示和传播，对内对外开展社教服务与交流的文化机构或工具，是博物馆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门类，是博物馆功能与社区需求的成功对接，是博物馆文化基因或种子在社区土壤上的落地和生成。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社区博物馆应该成为社群居民留住记忆、认知历史、面向现实与未来科学认知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进程，建构社群认同及获得可持续发展知识与能力的培力中心。

 

 

      世界上首座冠以社区博物馆之名的，是1967年由美国斯密森尼博物院院长芮普莱（DillionRipley）倡议，由该博物院与社区合作在美国首府华盛顿贫穷的黑人社区用一座废弃的小影院改建的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尽管斯密森尼博物院为博物馆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博物馆设立、管理包括日常运作与展览策划实施等，都有社区居民的热心参与。这个博物馆曾举办过一个关于贫民窟邻里环境中老鼠的重要作用的展览，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改善社区卫生环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之后，作为回应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中社区居民对于认知自己生存与发展环境和社区历史、构建社区认同的重要的文化工具，社区博物馆的概念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近年也出现了若干冠以社区博物馆之名的新型博物馆，或者以类似的形式开展以博物馆与社区遗产保护传承来促进社区建设的探索，比如，北京花市社区博物馆和南京石头城社区历史文化博物馆等具有较为自觉的社区博物馆追求，福建福州市的三坊七巷生态博物馆社区、天津市和平区崇仁里社区的社区居委会博物馆和河西区秀峰里社区成立的“终身学习中心”则是以博物馆促进社区发展的有益尝试。

 

      当然，服务社区是社区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定位，但是作为博物馆，它应是向所有参观者开放的，除了社区里的人，当然也尽可能应该包括旅游者等其他感兴趣的人，因此，社区博物馆同样也是对外展示社区的窗口乃至开展旅游经营的基础性设施。

 

      总之，如果要下个定义，社区博物馆是博物馆功能与社区需求的成功对接，是博物馆文化基因或种子在社区土壤上的落地和生成，它立足于社区，为了社区，以社区内的自然与人文遗产为主要资源，在社区居民主导下开展遗产保存、整理、研究、展示，对内对外开展社教服务与交流的文化机构或工具，是博物馆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的门类。

 

      社区（community）是基础性社会组织结构，也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不仅指特定的地域，而且可以指文化群、政治群、商业群，甚至一个单体社会、一个自然与人文的整体社会。但是，构成社区的关键性因素是特定空间里人类群体的相互交往方式及相关文化。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喜欢群居，因此，社区很早即已有之。如果说“区”是指地理空间，“群”是指人类社群，那么“社”就是指人们在这个特定空间里结成群体的方式。链接社区之内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除了早期固有的地缘、血缘、亲缘之外，随着社会发展，渐渐又出现了业缘、文缘等。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区都主要是指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中的人际关系建构。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们以村落为最主要的聚居生活单位，社区可以就是一个村落或相邻的村落。超越村落的更大的社区则往往由婚嫁圈、信仰圈、商业交往圈或者政治权利圈等所塑造，它们往往都由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与规则规制着。即便如信仰圈这种很抽象的精神活动空间，也是和宗教活动等人际直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社区，主要是指现代城乡不同空间中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生产与生活共同体。在这样的社区中，一方面传统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的链接作用在疏远，但是另一方面又产生千丝万缕其他利益关联及相应的联系方式与手段。进入信息时代，有人说连空气中都充满着肉眼看不见、却可以让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PM2.5与“比特”（各种波长的电子信息，可以借助于各种网络技术成为人们相互间交流与联系的手段）。但是，这些并置的交往、错综的交往，快速流动与轮替的交往，同时也是缺乏深度的交往，从而使得社区的凝聚力大大下降，即便是公寓楼里的对门，也未必能够成为生活中的熟人——社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趋向于复杂性社会。尽管它仍然没有脱离空间上的地缘关系，但人际关系的范围与性质已发生了很多变化。

 

      鉴于社区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R.E.帕克倾向于将人类组织分为社会与社区两个维度，并认为社会是人类生存的文化的、共意的方面，是反映各社会群体的一致意见和共同目的的集体现象；社区是与社会相对应的人的生物的、竞争的方面，它体现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人类本性。我们可以将R.E.帕克的观点简单地概括为生物社区和文化社会。生物社区主要就是指人的直接的交往与互动范围，而文化则是比较抽象的、宽泛的相互联系。人类是具有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和适应能力的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早已建构了多种超越其直接交往范围或单纯地理空间的共同体认同，比如同业公会、社团、政党、社群、民族、国家乃至天下、普世价值等等，共同体越来越具有想象的性质了，抽象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利益、信息、知识及价值认知等都成为建构共同体的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帕克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复杂性也并非是垂直进化的必然结果，人类社群也越来越具有空间重叠和结构交叉的复合特性，体现在作为社会基层的社区中，就是其文化性的一面愈益重要，而且传统社区和现代城市社区需要的文化黏合剂也大不一样。

 

      尽管社区及其文化具有如此复杂的多样性，其性质与时空界定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基于特定空间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认知作为社区形成的关键，则是亘古不变的原理，而社区活动、社区交往及相关文化作为社区的凝固剂，一方面需要不断更新，一方面也有其传统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社区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我们对其拥有的多种黏合手段早已经习焉不察，而现代城市社区里，人们可能有机会见面但不一定相互熟识，尤其是社会变迁与人口的剧烈流动性，割断了人与社区时空固有的联系，则会对社区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诉求。

 

      总之，社会在转型，社区在发展，人与人间结社的方式也在变化，熟人社会在向公民社会发展，人们对地方和社区的感觉、认知与需求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社会的农人、工业社会的工人以及现代城市人对社区的感受及所知道和需要的地方性知识是不一样的，其获得的方式与途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内心和生存的实际中则永远需要不断更新这方面的信息与知识。因此，社区内用于知识建构的物理性公共性精神文化空间与手段也在不断发展，从火炉边的空间，到聚落中的公共性大房子、广场，到各种这样的神庙、殿堂乃至具有现代性的学校、图书馆、档案馆、剧场，以及今天的博物馆和泛遗产化生存等，都是人们通过人际互动获取自己生存环境信息与知识，强化历史记忆，确认存在身份，发展生存技能及构建价值与群体认同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或者社区重要的文化器官或工具。

 

 

      当下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城乡转型，因此，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社区建设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包括公私界域及相关观念均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国文化中却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缺乏政治之外的所谓的公共空间，比如中国传统聚落中的祠堂及各类寺庙会馆等，都是特定人群聚会交流的场所。祠堂是由祖庙发展而来的，往往由社区中同姓宗族聚族而建，内置祖宗画像或者牌位，供奉族谱，其首要功能是祭祖。但是，祠堂也举办各种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礼仪活动，比如婚丧嫁娶以及一些没有设置特殊庙堂的宗教类活动和娱乐庆典等，有的祠堂也是进行民间聚讼断案的场所，在地方管理和社区自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古代祠堂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社区中功能最齐全、最重要的一类公共空间，它对内可以起到让族人了解历史、敬宗收族的作用，同时也发挥着维护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此外，传统农村喜欢将家塾紧邻祠堂而建，或者直接就拿祠堂当做家塾来用，对家族后代进行启蒙和教育。

 

      近代以来，无论城乡社区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祠堂及其文化功能基本上已衰竭，但新涌现的各类公共性建筑和公私文化机构——包括从西方引进的博物馆等，则鲜有能在功能和地位上与祠堂相匹配者，使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出现断裂。这大概正是当下中国文化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困局之一。传统解纽后新的认同、新的共同价值如何建构？看来在现代社会中，亟须发展一种关注视角同时面向历史、现在与未来，在民主的、包容的态度中，又能够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迷信因素，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进程的认同与价值再造作用，接近于传统社区里的祠堂的这么一种机构。这种能够将历史、现在与未来以科学理性的方式熔铸于一炉的新型文化工具，使我想起现代社区博物馆。

 

      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2007版的最新定义，博物馆这种机构受托处理人类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这是博物馆的功能或者它可以开展的活动。那么仅仅是博物馆人独自在开展这些活动吗？显然不是。博物馆作为受托者，受到公众及其代表者政府的委托，而且观众在博物馆里也绝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看客，这些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博物馆学的核心观点。新博物馆学主张博物馆是群体关于共同记忆的对话交流平台，是社会和社区发展公共事务的论坛。这也是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新类型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在观念与实践上的实质性区别。博物馆不能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割裂，每一个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和地方性相关，而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则更加集中地关注具体地方的环境、文化、地方性知识及其与当地人的发展的关系，甘于让博物馆从上层精英向普罗大众进行文化教化的神圣殿堂上走下来，而成为大众自身可以拥有的文化工具。一些生态和社区博物馆建设者甚至明确提出社区再造的博物馆运营目标。

 

      转型时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与社区建设相对的社区文化尤为急迫，因为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延续问题，而且和基层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和谐社会建设应从和谐社区做起，因此，应该考虑充分利用博物馆——尤其是社区博物馆这一新型的文化工具。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范围更加宽广，但社区邻里关系却在疏远；人们享受的物质成果更加丰富，但与物之本源关系也在疏远。其实，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深深的怀旧与乡愁，无论是就地步入现代化的社区生活，还是从传统的村落走进城市和新的社区，不管是进城务工还是永久性定居，所有的人都迫切需要了解或者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的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文环境，需要经过一种调整、整合之后，在新的生活背景下去重新构筑基于现代社会的新的相互关系和价值认知。社区博物馆就是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文化工具之一。博物馆——尤其是社区博物馆是一种处理遗产却面向未来的机构。在这样的博物馆里，历史及环境遗留的物证以一种博物馆化的方式被收留、展示和诠释，供人们观瞻，以获得相关信息与知识，回忆、探索和思考，进而围绕自己与相关社区的生存问题展开学习、对话并达成共识。社区博物馆不仅仅是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展览”的机构，而是可以被变化的背景中对社区里物与物（包括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新的建构和阐释，通过以信息的释放、展示和交流、传播为核心的博物馆实践，它不仅和横向的人及其生存环境进行整合，同时也进行着纵向的历史的关联。相关的环境证据、发展的历史证据被供奉在博物馆里，成为一种人人可以面对的物证性的教育和知识、价值及社会认知构建的宝贵资料，而博物馆自身则成为一种新型的社区公共性精神与文化空间，成为记忆的现场、知识的课堂、文明的殿堂和对话的论坛。它让人直接以关于社区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文的物证为信息载体和线索，进行思索、对话、拼接并进而建构建基于历史、面向显示与未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群体的认知。

 

      因此，在快速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提倡大力发展社区型的博物馆，以社区博物馆这个文化工具，重新梳理和建构我们与物、与环境、与社区邻里以及和这个社区有联系或者对这个社区有兴趣的其他团体、人们包括游客之间的关系，提倡这种从物出发，从遗产出发却面向现实与未来的贯穿着严肃的历史科学与审美精神的探索、发现、认识和重构。

 

      社区博物馆尽管是博物馆形式向社会基层的下沉，却将极大地拓宽博物馆存在与行为的边界。

 

      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是精英向大众的启蒙与知识普及手段——这点不论在西方博物馆诞生与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国先贤引进和探索的过程中，均体现无遗。社区博物馆则是要将博物馆这个工具自身直接交予社区居民，变成他们借助于社区里的自然和人文遗产，开展自我保护传承、自主学习探索、寻求自我发展的工具。因此，社区博物馆受众和博物馆业务活动也应有相应的变化，概括地说，就是重心更加下移，边界更为模糊，彻底融入社区并直接促进基层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其实，除了观众与遗产本体向度方面的区别之外，社区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和传统博物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其目的仍然是通过遗产的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宣传教育服务等博物馆业务活动来实现保存与传承、激励创新的目的。

 

      但是，社区博物馆建设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乃在于社区的认同与参与，因为社区博物馆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可以是由外来植入的“建筑+藏品+展览”这样的机构，可以空降于某地，高高在上地屏蔽在社区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从社区土壤中成长出来的。尽管概念和博物馆方法可以引进，种子可以借用，但是在社区博物馆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博物馆的基因片段与社区文化、社区生活的成功对接，并通过社区博物馆对社区里的文化遗产及其功能优化提升，对社区与遗产相关活动进行博物馆化改造，甚至渗透到社区的日常生活生产与交流之中，更加充分地体现博物馆的工具实质。

      宋向光先生认为，社区博物馆除了传统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外，其构成要素中还包括社区成员、社区空间、社区遗产以及社区价值。因此，社区博物馆的建设，也应该有不同的规划和建设方案，应该有更符合社区精神的实施路径与运营模式。

 

      比如，社区博物馆可以不必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建筑优先，它未必一定要新建高大的建筑，关键是其是否能够担负起博物馆基本功能和很好地发挥公共性精神文化空间的作用。它可以是新建，更也可以是保存着历史记忆的社区内传统的公共空间，比如祠堂在功能上的创造性转换。前述世界上首个社区博物馆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即利用社区里即将废弃的老电影院而建。

 

      社区博物馆的藏品与展品更多地应该记录社区历史，反映社区环境，体现社区特色。它既有传统地方史志性博物馆的特点，也更强调与社区居民社区生活的直接相关性，强调社区记忆。因此，社区博物馆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藏品征集策略和使用方案。社区博物馆未必一定要有多么丰富、精美的馆藏，但是它应该可以通过众筹等方式将社区环境、社区生活、社区历史与现实等丰富地展示出来，将博物馆内外的社区遗产有效地关联起来，甚至引导社区自觉地进入一个博物馆化的生存状态。

 

      社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强调服务社区居民，因此，其展览展示活动以及社会教育、社会服务工作首先应该面向社区居民，成为他们认知社区的窗口，交流互动的平台，以及关于社区关注热点和发展论题的论坛。在展览与相关活动方案的策划中就应该有社区代表的参与，在运营和实施的过程中更不能离开社区的支持和参与。

 

      因为社区博物馆里包括了社区居民，所以无论是博物馆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中，都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的政府、专家和博物馆人、社区及其居民等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社区居民作为博物馆的设计者、管理者、运作者和使用者，应该有制度上的设计和保障。前述的安纳寇斯蒂亚社区博物馆的经营管理主体是街坊顾问委员会（Neighborhood Advisory Committee），由来自社区各阶层的75名成员组成，每月开会一次，决定博物馆展览、教育活动等的内容和举办方式等。1974年，法国勃艮第省诞生了法国一系列生态和社区博物馆的第一座——克蕊苏·蒙特修人与工业博物馆，其中克蕊苏是一个美罗的军火工业城，蒙特修是与之相邻的废弃的矿业城，该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要在一个工业衰败的社区里重振人心，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谋求可持续发展，其管理和运营主体是一个名为博物馆协会的组织，会员分为团体（如地方政府）和个人（如专家和居民），其下又分使用者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科学顾问委员会。政府管理部门和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义工和博物馆之友等，与专业人员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博物馆内部组织从传统的金字塔式转变为扁平式，并引进大量社区内外的人财物资源为博物馆和社区所用。

 

      总之，社区博物馆以与传统博物馆完全不同的规划、建设与运营模式，而成为社区交流的中心，社区公民可持续发展的培力中心。它和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的是，它是通过社区的遗产资源及社区的物——与社区历史、现在和未来发展有关的自然与人为之物，在信息时代，重新回归信息的载体自身，通过博物馆的理论与方法，挖掘、展示、传播并教会社区内外的居民直接读取这些物证的信息，获得信息与知识，搭建自己关于自身身份与发展愿景的认知，以此来促进整个社区进入一种博物馆化与信息生态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因此，可以说社区博物馆乃是促进社区发展的社区文化的熔炉和社区营造的发动机，或者说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乃是在探索一种带有历史维度的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

 

      从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界注意到服务社会的问题，到新博物馆学直接将生态与社区博物馆作为社区再造的文化工具，到国际博物馆协会2001年将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位“博物馆与建设社区”（Museums:building community），表明博物馆界整体上对博物馆与社区关系的认识正在不断上升。其实所有博物馆都有其社区型的一面。曾经有领导人、包括国家博物馆的馆领导等都多次说过，中国的国家博物馆就是中华民族的祠堂和祖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认为国家博物馆也是一个面向国家这个大社区的社区博物馆，其责任与作用除了作为国家的名片和窗口，也包括希望通过历史文物等展品、展览及相关的社教活动等，通过历史、科学与艺术的内涵来塑造公民的历史认知、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与群体认同情感等。

 

      但是，博物馆服务社会包括服务社区与社区博物馆的定位和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博物馆在早期历史上，博物馆结构与功能的完善、博物馆的专业化是博物馆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博物馆的社会性与公共服务功能与日俱增，直到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博物馆界的主旋律，并在哥本哈根的国际博协大会修订章程时被写进了新版的博物馆定义中。社区博物馆是博物馆服务社会尤其是服务社区的必然结果和典型形式，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博物馆的新类型。结合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和不断变化的社区自身及其文化需求，它也应该成为博物馆向基层大力推进的一种新类型。

 

      我国博物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人均数量还是绝对数量，整体上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英法德日俄等国家的博物馆数量都比我国要多，美国更是有近20000个博物馆。尽管它们未必已经普遍意识到新兴的社区博物馆的重要性，但是在西方文化圈里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教堂退出、博物馆跟进则是可以观察到的总的发展趋势，近年更是出现不少将教堂、修道院等直接改造为博物馆的案例。如果我们将社区博物馆视为文化结构与功能上对传统教堂、祠堂等的一种替代，那么可以预计未来对社区博物馆的需求将是极为庞大的，社区博物馆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社区博物馆应该成为未来博物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否定和抛弃了许多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引进了不少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其中包括博物馆这种新兴文化机构，但是这种文化的引进较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嫁接或自下而上的革命，往往缺乏有机的融合与整体性、基础性的构建，有现代化的教育，却没有现代性的教化，因此在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价值观的建构等方面均有缺欠，在体制机制上也没有找到一种适于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想工具。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社区文化的现代化，其内容之一就是探索从祠堂等这种原本具有丰富的博物馆基因的传统机构向现代社区博物馆的转化并展开相关的社会文化建设实践。

 

      曾经我们每个传统的村落或者社区里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祠堂，那么在今天的新农村里或者城镇的社区里是否也应该至少有一座社区博物馆？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指导下，它由社区人自己建设，自己管理运营，既存放着我们关于故乡的记忆，也不断举办与社区历史环境及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类展览，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向社区居民普及最新的科技知识，展开乡情区情的自我认知，并通过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沟通对话。它和一般的社区图书馆、文化馆不同，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从社区土壤、社区环境、社区历史中，由社区的人用博物馆惯常的历史、科学、艺术等视角与手法，去发现、提炼和重构对这块地方、这个社群的认识和认同，并开展各类公共活动以增加社区凝聚力，为社区居民和参观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有利于社区和社会发展的服务。因此，社区博物馆应该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对于渴求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态文明的现代社区来说，没有什么遗产是应该真正消失的，包括教堂和祠堂这样的遗产也不应该彻底消失，近来建宗祠、修族谱以及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在各地的复兴，从侧面说明了在宽容与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教堂与祠堂退却、博物馆挺进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文博人应该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在今天的文化机构和公共性精神文化空间的建设中，既要借鉴现代的经验，也要保存并认真反思、改进传统的优秀基因。社区博物馆作为一种将博物馆基因与社区需求相嫁接并能够整合自然与人文、古代与未来的相关要素的机构和空间，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社区博物馆有理由布满城乡街区，成为其对内的历史记忆中心、学习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对外的游客宣传中心和接待中心。

 

      就博物馆人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培养博物馆树立服务社区的意识，科学规划现有博物馆的性质、功能与定位，尤其是分析和确定目标观众的定位，注重对社区人与回头客的关怀与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切实实推动典型的社区博物馆的建设。现代化不是要将历史的积淀一扫而空，而是传统与现代、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理想嫁接深度融合的结果，生态文明也不是简单的自然环境维护，而是具有历史的维度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要善用生态和社区博物馆等文化工具，因为它们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催化剂和融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