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见证明朝灭亡

宣武门箭楼

 

宣武讹称顺治门，历局洋人编皇历，大象开门缘大水，城头报时鸣午炮

宣武门在明初曾经沿用元代旧称顺承门，出自《易经·坤卦》“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的典故。但是明朝更改为宣武门以后，人们仍爱称其旧名顺承门，到了清朝又被讹称为“顺治门”。有个满族御史未审详情，冒然上奏说，“顺治”是先帝的年号，不宜用作城门名称任人喊叫，并且建议更改。乾隆皇帝幽默地批示道“着侍卫带领该御史，看明该城门石额名称，据实回奏”，其实那石头匾额上边用满汉二文题刻的分明就是“宣武门”三字。

宣武门内的南堂

 

宣武门内的南堂，系意大利教士利玛窦于1605年创建，是北京最早的教堂。明朝本来不许洋人在京城常住，但是万历皇帝对利玛窦赠送的自鸣钟爱不释手，担心一旦损坏无人能修，这才破例留下了利玛窦。利玛窦将南堂办成了传播知识的科技博物馆。明末崇祯年间，历书失准，礼部尚书徐光启在南堂西侧设置历局，聘请南堂教士汤若望一同编制新历。新历编成尚未及启用，明朝即已亡国。汤若望将新历呈递摄政王多尔衮，被采纳为清朝皇历，并且在封面上标注“依西洋新法”，以示其先进性。此后清朝200多年使用的皇历，都是在此处历局编制的。

宣武门地势低洼，易于积水。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季，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初十日，北京连降12天大雨，积水淹没宣武门门洞，致使城门无法开启，最终还是从象来街的象房（旧址在今新华社）牵来了大象，才将城门拉开。

清初顺治年间，在北海白塔及内城九门城墙上各安置5门大炮，作为报警号炮。1924年底，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一向经管钟楼、鼓楼报时的銮舆卫解体不再报时，遂改由宣武门上的大炮在每日正午鸣炮报时，称为“午炮”。

宣武门城墙上的5门大炮

 

明朝的军制，分为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四级管理。都督府设在北京大明门西侧，共有左军、右军、中军、前军、后军5个都督府，相当于5个大军区司令部，分统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为“五军都督府”。

卫指挥使司，简称“卫”，相当于军分区。每个卫配属官兵5600名，长官为正三品指挥使。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在北京驻扎了72个卫，称为“京卫”。其中有26个京卫为皇帝亲军，负责随侍皇帝，警卫宫禁。另有15个京卫负责军事工程和守卫皇陵。其余的京卫编为三大营，号称京军，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京卫在北京城各有营地，如安定门内驻扎武德卫营，后来讹变为五道营胡同，阜成门内驻扎济州卫营，后来讹变为机织卫胡同，西四北六条旧称卫儿胡同，原是燕山前卫的驻地。明朝京军三大营的大教场设在德胜门外和安定门外，那里至今留有教场口街和西营房胡同这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地名。

万历皇帝时期，努尔哈赤在关外崛起，战事频繁。总督京营的官员建议将教场改设在城里以利安全，位于宣武门外但是还在南城之内的将军教场就开设于此时。

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军侵袭，危机更加严重，崇祯皇帝大力整顿京军，却又任命了大批太监充当统帅。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崇祯皇帝巡阅北京城防，来到宣武门外教场阅兵时，看见旌旗林立，盔明甲亮，官兵齐呼万岁，他心中大悦，在宣武门城楼上召见了总督京营和协理京营的两位将领，每人赐饮3碗御酒，并且连金碗一并赏赐。然而《明史·兵志》说，这只是“徒为容观”的虚假场面而已。因为京军统帅是太监，将领是太监的走狗，他们全都不懂军事，平时每天到教场应付操练的只有二、三百人，天还未黑就散伙了。果然，1644年李自成军队打到居庸关，京军迎战时“闻炮声溃而归”，京城随即陷落。

因为昔日的教场占地庞大，所以日后在教场旧址上形成了校场口胡同和校场头条至校场小九条等12个以“校场”命名的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