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传说——挪钟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有个“钟王”，这就是距离西直门只有四五里地的大钟寺大钟。这里不但有大钟，而且乡名也叫了“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乡”，它是中关村的近邻。大钟寺正名叫“觉生寺”，觉生寺有个钟楼，螺旋的梯子，站在楼上，和钟鼻子一般高，好大的钟楼，好大的钟啦。大钟寺嘛，大钟不大还称得起钟王？这口钟有多么重呢？不多不少，整整是四十三吨半——八万七千斤，不算小了吧！觉生寺因为有了这口大钟，觉生寺三个字，反倒被人忘掉了，连老北京人都有的说不上这三个字，都顺口叫了大钟寺。大钟寺的大钟，是在这里铸的吗？不是的。是从别处挪来的，关于挪这么重的大钟，大伙儿嘴里就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又是明朝永乐皇帝时候的事了。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后，老怕有人会推翻他的“宝座”，他为了“消灭”民间反抗的力量，就派军师姚广孝收集了老百姓的刀啊、枪啊的武器，铸了一口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钟，上面刻着全部“华严经”，说这样，老百姓听了钟声，就都不会反抗他啦。这口大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会沉到西直门外万寿寺前面的长河的河底下去啦（这地方，在现在北京西郊动物园西边一里多地，长河就是动物园、北京展览馆后面的那条河）。经过了明朝，又经过了清朝前一百多年，始终谁也没想到捞它，甚至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口大钟。这一天，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忽然有个打鱼的老汉，发现河底还埋着这么一口大钟，当时就传说开了，当然，不多的时候，也就会当做一件稀奇的事儿，传到清朝皇帝的耳朵里去啦。清朝皇帝知道了这件事，马上给管工程的工部大官下了一道旨意，叫他们要把这口钟打河底下捞出来，挪到觉生寺，修盖一座大钟楼悬挂这口大钟。工部大官奉了皇帝的旨意，就派了一个监工员，几个管工员，带着工匠去捞钟、挪钟、挂钟。钟倒是打河底捞出来啦，挂钟也不算是什么太难的事，就是那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怎么样能够挪到五六里地以外的觉生寺去，真想不出好法子来。夏天捞出来的钟，快过了一个秋天，还想不出挪钟的主意。工部大官就催监工员，监工员就催管工员，管工员就催工头，工头和工匠们，左思右想商量来商量去，也想不出好法子，真烦心透啦。

到了九月天气，外面下着小雨，工头和工匠更愁烦了，大伙凑起钱来，在窝棚（工棚）里喝闷酒儿。窝棚里只有一块青条石，就当做了桌子，条石的一头儿，坐着工头，工匠们围着这个石桌子坐着，从棚顶上往下漏水，漏水？还大得了挪钟，所以大伙谁也不在乎漏水不漏水了。石桌子这头儿坐着的工头，端起酒盅来，让大伙喝酒，喝了好半天啦，工头是越喝越烦，就对石桌那一头的一个工匠说：“老李，你替我干一盅。”刚端起酒盅，就因为手上沾着有水，把酒盅滑倒啦，大伙儿都说：“可惜！糟踏一盅酒。”旁边一个平常不爱说话，人都叫他“哑巴”的工匠说：“盅儿太滑，推过去就行啦。”大伙谁也没理“哑巴”，仍然喝着闷酒。这当儿，忽然一个工匠蹦起来，拍着手说：“对！有啦。‘哑巴’的话有理！”大伙问他嚷什么，这个工匠说：“盅儿不就是钟，它不是挺滑吗？假如咱们打万寿寺到觉生寺，开一条浅河，放上他一二尺水，冻上了冰，把钟从冰上推过去，不就行了吗！”大伙都说有理，大伙又合计了半天，第二天，就禀报了管工员。管工员一层层地报到工部大官，工部大官叫他们赶紧平地、挖槽、放水、结冰、滑钟。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就这样打冰上滑到了觉生寺。

现在那口大钟，还在那钟楼里挂着呢。后来，有人想起这挪钟的故事来，还说：“这出主意滑钟的人，兴许就是鲁班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