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一）

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二八月，乱穿衣"。这是按旧历说，要是换成阳历，差不多就是指三月末、四月或九月、十月初，天气似冷非冷或乍暖还寒且多有变化，于是人们着装的随意性就大。大街上也许能看到老人已经穿上毛坎肩了而小伙子还半截袖呢，是所谓"乱穿衣"。然而这是现在，而在过去，所谓的"乱"就比今天有了更多更深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据季节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衣装，不仅是一种自然更是一种必然--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可更改，某种逾越很可能遭到嘲笑甚至鄙视。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在他的《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一文中有个小小的记述，"刚进北京不久，我得了几元稿费，买了件纺绸衬衫，平日舍不得穿。正好在伏天时，有位老北京朋友过生日，我正儿八经把衬衫熨平了穿去贺寿，坐下之后，见大家都穿夏布小褂，我正为自己的绸衫得意，他母亲过来了，笑嘻嘻地冲我说：’呦，大侄子，你们革命干部可真艰苦哇，都数三伏了，纺绸还没下身哪。嘴里省一口，也该买件夏布褂子，年轻轻的别叫人笑话……’他儿子就说：’快歇着您的吧，现在哪还这么多讲究哇。’两人说得我莫名其妙，过后打听别人才知道，北京人在入夏的时候才穿串绸（即纺绸），只要日子过得去，一数伏就该换下来，有钱可以穿罗穿纱，没钱穿夏布也算应节气，再穿纺绸就成老憨了。"

邓友梅先生也许太过敏感了，或者说的是个例外？

其实，他遇见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北京极普通并且还是不怎么讲究的人。

还是拿入夏以后的穿衣来说，我们先看看"北京通"金受申先生是怎么说的："老北京除’二八月乱穿衣’外，对四季的穿衣都有一定谱儿。入夏之始，以纺绸大褂为最宜，如天气稍寒，亦可穿杭州木机春绸，如下半年有闰月，即穿软夹袍亦无不可（近年哔叽等毛织品兴起，软夹袍已逐渐被淘汰）。纺绸即北京所谓的’老串绸’。早年购买老串绸曾以斤两计，和以尺寸计价相同，表示货物地道，沉着不假。穿纺绸在中年以上，大半全是宝蓝色，灰色较少，湖色只二十上下青年可穿。中年如欲穿浅色，也只是本色牙白色。很少有胡须满腮，穿一件湖色纺绸褂满街晃的。过了这个时期，应接穿罗褂，五丝罗、七丝罗、九丝罗、十三罗、直罗，全是接纺绸的罗衫，此时穿纺绸褂，已为勉强。

"至三伏天应穿夏布褂，浏阳圆丝细夏布，熨的板平，穿在身上实是清凉。此时穿罗又为勉强了。若仍穿纺绸就百不一见了。在罗和夏布之间，因上朝袍褂穿纱，所以也有纱衫。如实纱、亮地纱、官纱、香云纱等纱类。其中香云纱系丝织软衫，可以直贯纺绸、罗两期，但在夏布期，却算将就。

"夏布又有’沙塘月色’夏布为老年人衣料。’月白色’夏布为妇女及四十以上人衣料。又有’门布’、’葛布’为夏布原料……为中下阶级过夏衣料，做长衫短褂，均无不可。"

看过了金受申先生的记述，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是证实了邓友梅的叙述，而他在三伏天的"仍穿纺绸"，的确是"百不一见"，在老北京人眼里简直有些"大逆不道"了。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不仅衣装要应季，某些颜色、样式等也都有"一定谱儿"，某些衣料还因价值的区别，适合于不同的阶层。

在当时的人看来，三伏穿罗已为"勉强"，夏布期穿香云纱"却算将就"，如此细微的"不合时宜"都会引起注意，某些时候甚至招来讪笑，看来老北京的穿衣确实不可大意。那年月如果真的看见了一位满腮胡须"穿一件湖色纺绸衫满街晃的"，相信一定会引起众人侧目，估计跟现在有个老太太穿了条超短裙"满街晃"一样，是让"广大群众"都为之难为情的。

"宝蓝"与"湖色"这样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颜色概念，"牙白"与"月白"在今天已很少有人分得清的区别等等，当时可是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它可能代表着一定的年龄、修养、品味、阶层；同时在所有这些说起来细微但实际上极受重视的"规矩"，则代表着北京特有的地方特色与城市文明，不管它是不是"合理"，至少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有些地方还是必须遵守的。说到这儿了，我不由就想起了英国文学家司各特在《艾凡赫》里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如果有谁故意不遵守甚至破坏上流社会的某些清规戒律还是可以原谅的话，那对这些细小的"规矩"的懵然不知则一定会遭到嘲笑--不可原谅。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金受申先生不经意中提到的一点，那就是"因上朝"的穿纱。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老北京的服装习惯或风格或规矩，一定是与官服的规矩与演变有重要关系的。

金受申先生写《老北京的生活》大约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早，还有个叫崇彝的先生，写了一部叫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笔记体杂札。作者是道光、咸丰年间大学士柏褅的嫡孙，世家出身又是官场中人，其记叙很有历史价值。其中谈到道、咸以来北京官僚阶层的着装，比金受申先生又详细了些，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摘其中的一小段，不妨看看当时的王公大臣们穿衣戴帽方面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