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夔纹铜禁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

一、出土经过

1917年陕西省靖国军兴起以后，陕西被地地方军阀所割据。其中有一个小军阀党玉琨（又作党毓坤，党玉崑），首任省防军旅长。1917年至1928年，党玉琨盘踞在凤翔、宝鸡、岐山地区达十二年之久，俨然是个土皇帝。

党玉琨年青时曾在北京古玩店当学徒，知道文物之贵重。宝鸡斗鸡台1901年出土了夔蝉纹禁，哄动一时，所以，党玉琨从1925年起征派宝鸡等县的民工及命其部队数千人在宝鸡斗鸡台之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掘。1979年我曾亲往戴家沟进行实地考察党玉琨盗掘之处，该处位于戴家沟中部之东侧，在东坡崖下，现在是一块比周围低下的很大的阶梯形地，这是当年党玉琨大规模翻掘的结果。正因为党玉琨在此大肆盗掘，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因此，从1936年起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开始调查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到1937年为止，共计发掘三次。

党玉琨了解到郑郁文的父亲是个古玩商，遂派兵将郑郁文找去，现场指导发掘。解放后，郑郁文曾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过，据郑郁文回忆，党玉琨在斗鸡台的盗掘是从1925年11月开始的，至1926年7月结束，共盗得青铜器一千余件，其中完整的达740余件。此次盗掘共出土铜禁三件，最大的一件铜禁是在1926年初，夏历乙丑年腊月出土的，高约60，长约140，宽约70厘米，四周饰三层夔纹，禁上置放着两排铜器。较小的一件铜禁是在1926年初，夏历丙寅年正月或二月初出土的，高约40，长约120、宽约50厘米，四周饰两层夔纹；禁上置放着一排三件铜器，中间放的是一件夔纹卣，高约70厦米，右边放置一件虎形觥，而左边一半铜器已残，器形不明。我们根据尺寸大小以及纹饰等各方面情况判断，这件较小的铜禁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这件西周夔纹禁，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第二件铜禁。另外还有一件铜禁，是在1926年春，夏历丙寅年二月或稍后，比第二件铜禁发现迟十天左右出土的，出土时已破碎成为一些长条形铜片，大小已不知，上面放着什么器物也不知道了。郑郁文又回忆说，铜禁系墓葬出土，这些墓葬没有封土堆，但是，有些情况使他觉得很奇怪。出土铜禁的大墓，墓室很大，呈圆形，里面是空的，象窑洞一样，中间没有填土。人骨在墓室北部，铜禁放在墓室南部，其他铜器也放在墓室南部。铜器很多，达一百余件。我们认为，圆形墓葬在考古上是少见的，因为当年不是科学发掘，不懂找边，郑郁文介绍的情况不一定很准确，但是，铜禁系出葬出土，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我在《文物》1975年3期所谈的，这件西周夔纹禁可能出自窖藏，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在此更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梦家先生在《劫掠》一书A20及A59l的“8”的说明中，误认为党玉琨在宝鸡盗掘是在1929年。最近我看到陈梦家先生晚年的笔记，其中已经写明1929年是不对的。惜陈先生未来得及修改，而过早地逝世。

二、流传经历

党玉琨把在宝鸡斗鸡台盗掘所得到的大批铜器。令民工和军队送往他的巢穴凤翔城中。党玉琨把风翔城作为他的老巢，城内囤粮可供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

冯玉祥自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后，率部取道甘肃、陕西，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令其属下陕西省主席宋哲元，负责肃清陕西境内抗不听命的土著军阀。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围攻风翔城。风翔是自古以来一座著名的城池，城内地势远高于城外，城墙异常坚固，半年未能攻克，乃决计挖掘坑道，进行爆破。坑道是从风翔城东一家民宅内开始掘进，在城墙下面挖了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药室，埋藏了近四千公斤炸药。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引爆之后，城墙被炸开宽约一、二十丈的一个大豁口，仅用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党玉琨本人在乱军中被击毙。

党玉琨的文物库房幸而未被炮火摧毁，文物全部落入宋哲元手中。约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宋哲元曾把这批文物内部展览一次，后来宋哲元令其军法处长肖振瀛负责运往西安。

这批文物运到了西安以后，宋哲元曾令西安市芦真照相馆全部拍了照片，这是今天在国内外流传的党玉琨盗掘的铜器的照片的来源。宋哲元当年曾下令照片不得外传，但是，后来仍然流传下来一些。首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这批铜器的一些照片流入美国，在抗日战争前夕，约在1935年或1936年，这件西周夔纹禁的照片(图版玖，1)及在它的上面摆放着尊、卣、觥、斝、爵、觶、簋、戈、刀及车軎等15件铜器的照片又从美国流传回中国，梁思永先生将其翻照下来，使这两张珍贵的照片得以保存到今天。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从这张禁上放置着15件铜器的照片看，禁上放置的有酒器、食器、兵器乃至车器，种类繁多，杂乱无章，显然不是出土时之原状，而是在拍用时随意摆放的。

其次，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1945年(乙酉年)在西安的破烂市上偶然买到五册党玉琨盗掘的铜器及其它文物的照片，其中铜器照片有一百余张。1954年刘安国油印了一个文字说明，题为《雍宝铜器小群图录长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刘安国先生曾先后托石兴邦同志、郑振锋同志和武伯纶同志等送到北京，请陈梦家先生和唐兰老师进行编辑，拟予出版，终因资料不齐，以及其它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后来，刘安国先生将这批照片由北京索回，十年动乱中，刘安国先生被抄家，这批照片不幸遗失。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唐兰老师将这批照片全部进行了翻拍，使这批照片得以保存至今。我曾有幸看过这批照片，其中不但有商周青铜器，还有秦汉时代的铜器，甚至还有王莽的“大泉五十”铜币。因此，党玉琨所盗掘者绝非一个时代。一座墓葬，这点则是十分肯定的。此外，也可能其中右一些器物是党玉琨掠夺的，并非在宝鸡盗掘者。

宋哲元将党玉琨盗掘的这批铜器运到西安以后，曾请西安的薛崇勋(倩夫)先生在新城光明院逐器进行鉴定。薛在鉴定时，乘机拓了一些铭文拓片，共计27器35张，大多是1-3个字的，最多的也不过十几个字。解放后，这些拓片曾和上述刘安国先生收藏的照片一起送到北京，我也在唐兰老师处见到，不但拓得很不好，而且缺少象囗方鼎等重器的铭文的拓片。后来这些拓片也随上述照片一起被索回西安。十年动乱中．薛崇勋亦被抄家，这批拓片亦不幸遗失，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宋哲元得到党玉琨盗掘的这批铜器以后，曾送给上司冯玉祥一些，其中的一件水鼎(腹内铭文一字，作囗)，解放后，由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党玉琨盗掘的这批铜器，今天尚在国内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甲簋。

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部分铜器，包括这件西周夔纹禁，后来秘密运到北京。1930年德国人谬拉(Dr．H．Müller)曾在北京见到过。尔后，这些铜器又被运到天津，存放在当时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此后，由宋哲元的军法处长肖振瀛(后来曾任天津市市长)通过天津的古玩商将其中许多件卖到国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东方学纪要》中记载：据住在美国的日本白江信三氏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天津宋哲元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森氏藏的告田觥(后归日本东京大藏龟氏，现归香港陈仁潜收藏)及簋，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森多三郎氏购自天津，再卖给波士顿的。

但是，这件西周夔禁却一直未再露面，虽然国内的学者十分注意，却是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直到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组(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前身)在接受王玉荣的文物之中，才又重新发现了它。但是，可惜的是，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禁已经被砸坏了，当时尽力收集碎片五十余片。据当事人介绍，有的碎片已经被作为废品买出去了。天津市文物清理组又跟踪寻找，最后总算从天津市炼铜厂又追回了一块，经拚对，确系这件夔纹禁的一部分。

这件西周夔纹禁究竟怎样到了王玉荣手中的呢?原来，王玉荣系宋哲元三弟宋慧泉的如夫人(小老婆)。宋哲元将党玉琨盗掘的铜器运到天津以后，除经肖振瀛通过天津的古玩商卖出许多以外，未卖掉的，一直存放在宋哲元家中。抗日战争暴发以后，宋哲元跑到四川去了，一直没有再回来，后来就死在四川，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由于日军痛恨宋哲元，遂抄了他的家，这些文物也就落入日军之手。后来，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等通过请客、送礼、托人等种种手段，又从日军手中拉回了部分文物，其中也就包括这件西周夔纹禁。解放后，宋慧泉的两个老婆分家，这件夔纹禁及其它一些文物分归王玉荣所有。1966年红卫兵抄了王玉荣的家，将夔纹禁等大件文物封存在房子夹道之中。1968年王玉荣家因家务事，夔纹禁被砸坏，有人报告了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组，文物清理组遂即派人前往接收，从此，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禁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与夔纹禁同时接收的尚有西周铜鼎一件铜盂一件。这三件铜器曾于1972年12月7日由我护送到北京，请当时正在北京的容庚老师、唐兰老师进行鉴定，他们认为，这三件器物确真，仅铜鼎中的铭文系后来伪刻，西周夔纹禁应列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鉴于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禁已经破碎，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1972年5月专门运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高英、张兰惠等老师傅进行修复。首先进行整形，然后进行焊接，缺失的部分用厚铜板补配，并按原样予以錾花(图版玖，2)，最后在补的部分再作上假锈。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工作，终于使这件珍贵文物完整如新了(图版玖，3)。在此，我们将北京市文物局博大卣老师拓的西周夔纹禁的面上和长、短侧面的拓本(图三，2、3、4)及全形拓本(图三，1)以及我绘制的考古学线图(图四)一并发表，以便于学术界深入研究。现在，西周夔纹禁已由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拨交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入藏。

（作者简介：李先登，男，1938年生，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