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最后的日子：罗哲文与营造学社

1940年的夏天，宜宾的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学术机构的招考信息。“营造学社”这个陌生的字眼第一次进入了当时还在上中学的罗哲文眼里。刚刚16岁的他，爱说爱玩，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大男孩。和同学们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报了名。

罗哲文：

“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做点美术、美工，当时我们叫手工，就是雕刻一点东西，编织一点东西，或者修一点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天分。”

招生考试的考场设在宜宾合江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透过窗子能看到对面山上的一座白塔。

罗哲文：

“考试就在宜宾，有个旅馆里头，营造学社租了房间。有个房间，你去了之后，他就先问你哪年生，多大岁数，你在哪个学校，你现在做什么，完了之后就问你喜欢什么。”

这位问话的主考官是刘致平。在考试中表现突出的罗哲文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罗哲文：

“宜宾合江门那个地方刚好有个塔，刘致平说你给画一下，我就看着就把它画下来。

他看了我画的这些东西，他当时没有表态。他说好好好。完了他就说，我们这儿主要是要调查，经常到深山里头去调查古建筑，要测量，要画图。我说这个倒挺好，我说我挺愿意做这个事。”

就这样，从众多考生中罗哲文脱颖而出，成了营造学社在李庄录取的唯一一名也是最后一名练习生。

罗哲文：

“要说么也是个缘分，也是个机遇。如果营造学社不迁到我的老家去，我就不可能去。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点爱好，如果说他们选我的时候，它很多人，它考了好多人，只有选了我，所以这也是个叫必然性偶然性，就这样就到了营造学社了。”

这年年底，背着自己的行李卷，罗哲文从宜宾来到李庄报到。从第一次迈进营造学社大门的那天起，他就和古建筑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作为营造学社最后的成员，在纪念营造学社停止工作六十年的特殊日子里，罗哲文先生重访旧址，还带着另一项任务。

清华大学建筑系正在进行营造学社旧址的复原规划，博士生张帆此行特地带来了复原图，他要请罗老在现场帮忙核对每一间房屋的具体位置。

今年已是82岁高龄的罗老，身体依然硬朗，没有一丝老迈的样子。他笑言，是几十年野外考察的经历，练就了自己的好身体。

他带着张帆去找的，是当年刘敦桢在江边住过的房子。刚到营造学社的罗哲文也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月。

刘敦桢住过的那处老房子早在几年前已经拆除了。没能再次看到，罗老感到有些遗憾。而这一切还要从1940年底他刚到营造学社时说起。

那时候，对建筑学还一无所知的罗哲文被安排的第一个工作是帮助刘敦桢誊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这是刘敦桢在昆明时期完成的对四川、云南等地古建筑调查的一项成果。从这里，罗哲文第一次接触到了古建筑平面图的绘制方法，第一次了解了营造学社的具体工作内容。

身为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以查找资料、考订文献的功底见长。对于这个新来的小徒弟，他自然着力从文献方面进行培养，给罗哲文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底。

在跟着刘敦桢半年之后，灵气十足、一点就通的罗哲文被梁思成看中，招入了法式部。在这里，罗哲文开始接受严格的古建绘图训练。恩师梁思成当年手把手辅导的情景，老人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罗哲文：

“丁字尺你一定要给他两个手贴紧，这样推动，你不要让它不平，不贴紧那歪着呢，贴紧它就平了。完了三角板，横的是丁字尺，竖的是三角板。特别是用鸭嘴笔，昨天楼庆西教授也讲了，用鸭嘴笔，这个是很大的功夫。鸭嘴笔讲究的是上墨，上墨你一定要直，你稍微歪一点，它就不行。要贴紧，贴在比如丁字尺上面，你得贴紧了。”

那段时间，罗哲文不仅掌握了建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还学习了古建筑实地勘测和绘图的方法。

他经常跟学社里的人到周围各处测量古建筑，李庄的旋螺殿、大小民居，宜宾旧州坝的白塔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拿皮尺，跑距离，回来再帮忙绘图、整理测量数据。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罗哲文一天天成长起来。

今天，古建专家罗哲文的名字早已为很多人所熟知。其实，这个名字还是梁思成先生给起的。罗哲文原名罗致福，抗战背景下，同盟国的几大元首尽人皆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字恰恰就和罗致福谐音。于是，人们常常开玩笑地管他叫罗总统。这样的玩笑传到了梁思成的耳朵里，他觉得这样的称呼并不可笑，反而有些不恭，于是就给罗致福改名哲文。虽是小事一件，却也足以看出梁思成对弟子的爱护。

而梁先生为他做的另一件事，更是让罗哲文至今不能忘怀。

罗哲文：

“我那时候年纪小，十七八岁。有一次我记得可能是一下子发高烧，晚上，可能是得了什么炎，扁桃体炎还是什么炎，结果发烧四十多度，晚上。结果他赶快就到镇上，李庄镇上，那也相当远的，去把医生请来，给我退烧。当然那个很容易，那个退烧嘛。如果要是不请来退烧，一下子四十多度，两天就会出问题了。我还记得那个人叫唐医生，同济大学的，很有名的一个教授。这个我觉得非常感动。梁思成先生的这种关心，不仅是学习上头，生活上也是很关心。”

正是在梁思成以及营造学社各位成员的关爱、培养下，罗哲文一天天快乐地学习、生活着，慢慢成长为梁思成的一名得力助手。

1944年夏天，抗战胜利的前夕，梁思成接受了一项来自盟军的重要任务，就是在盟军飞行员轰炸敌占区的地图上标出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

在重庆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埋头苦干了很多天，可是对于这项工作究竟是在做什么，他的老师却是只字未提。

罗哲文：

“1944年大概是六月，我记得天气挺热，他就叫着我一会儿到重庆去，当然我也挺高兴，那时候可能二十来岁吧。我还没有到过大地方呢。到重庆去，关在一间小房里头，一个小楼，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我在三层，很小的一个房间。他就每天拿着一捆图纸，蓝图啊，来标明哪些地方不要轰炸。那时候反攻嘛，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地方，比如说当时北京、南京，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很多古建筑要保护。这样有两个，一个是目录，目录是王世襄还有一本，一个就是要落实到图纸上头，但是目录上头没有标明日本。图上我是，因为，我当时也不清楚，怎么图上还有日本的地方，我也就过去了。后来说梁思成有一封信，荐言书，日本人现在正在找，没有找到，几十年了，他建议要保护日本的京都、奈良。这样我就给他画这个图，因为他要复印，一张不行，他要发到空军里头。他用铅笔标好了，我用鸭嘴笔、用墨水给他上了，完了之后拿去，晒蓝图吧，复印，这样发到军队里头。”

梁从诫：

“我父亲的弟弟，炮兵，就是国民党的炮兵，是“一·二八”事件的时候，上海淞沪事件的时候死在前线。我母亲的弟弟国民党的空军，1940年在成都上空让日本飞机击落，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建议说不炸毁京都和奈良，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在日本讲演的时候，我说这个话，下边鸦雀无声。日本右翼到现在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像我父亲这种在战争中间做出牺牲的人，怎么对待你们的文化的？你们有什么资格用这副面孔来对待我们？”

一晃40多年过去了。1985年，罗哲文出访日本，一位日本专家无意间谈起的一件事重新勾起了他的回忆。原来，战后的日本人吃惊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东京、大阪等许多大城市遭遇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同时，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和奈良却毫发无损，得以幸免。这一定是有“高人”在背后为保护古都进言，然而究竟是谁，众说纷纭。

罗哲文于是想到了在重庆度过的那个夏天，想起了梁先生让他标注的日本地图。当真相大白以后，日本人感激地把“古都的恩人”这样一个称号送给了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认为“文物古迹应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在《世界遗产公约》签订之前30年，梁思成先生这样超前的文物保护意识让罗哲文受用终生。

在李庄营造学社的院子里曾经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营造学社独创的身体训练法——爬竿子，每天都在这儿进行。

罗哲文：

“它是一个桂圆树，桂圆树现在叫龙眼吧，桂圆，那个树上，那很大一棵树，现在没了。就把竹竿吊在了树枝上，让大家来练手劲。有的时候因为要上房，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搭架子，有的时候年轻是怎么样，就用根绳子一搭上去，完了就可以爬上去了。

为了保持住爬梁上架的基本功，梁思成常常亲自上阵，带着学社的工作人员们爬竿子。”

罗哲文：

“梁先生他手劲很大的。一下子就噌噌上去了，我都觉得，哟，这先生很厉害啊。后来莫宗江又爬，都爬。比如说画图画累了，出来就爬一下，也是个锻炼，起码是个手劲的锻炼啊。”

罗老带张帆去看的，是当年梁思成全家的起居室。

纪实段落

罗哲文：“这儿可能有个桌子，有几把椅子，你这个可能”

张帆：“我这个图是这样的，采访的梁再冰先生。这边儿有一个方桌，然后有四个凳子，就在这边。因为梁从诫当时去重庆那边上学了，他们一家只有四口，基本就四个人。然后在那个角落摆了一些碗柜，然后积了一些，有一些存粮食一些的东西放在下面。因为当时拿到钱、拿到经费就必须得买东西，要不然这个钱就降价了，变成废纸了。”

罗哲文：“我是跑腿的”

记者：“您当时也是这样吗”

罗哲文：“我去拿钱啦。我是到中央博物院，就是刚才说的赵青芳啊，赵青芳他本身也是考古的，但是那个时候都干管理钱款这个事。刘敦桢也干这个事，但是他不能跑。我就去跑去。去领了钱，当时在南溪县银行去领了钱回来，马上就得要到镇上去买东西，买东西他叫，等于一个正式的，给你一个折子，买多少斤米就写上。赶快跑，赶快去，因为我嘛年纪也轻，所以我就给他们办了。就在那个镇上，就买一些这个食物，要不然就物价涨了。”

在李庄，梁家的生活极为艰苦，有时甚至依靠当东西度日。

到了1943年，原本就很拮据的学社经费更显得捉襟见肘，研究工作难以为继。拖家带口的刘敦桢不得已接受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邀请，决定离开学社去重庆教书。

离开李庄的头天晚上，梁思成办公室花窗前那盏昏黄的油灯，跳动了整整一夜。梁思成和刘敦桢对坐在桌前，回首往事，泪水涟涟。

从1931年起，整整十二年间，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跑遍了大江南北，风餐露宿，经历无数困苦，艰难危险的野外考察都没有吓倒他们，然而就在这夜凉如水的李庄，二人却不得不分别了。

伴着窗外竹叶的沙沙声，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二人不禁唏嘘万千，直至嚎啕痛哭。

刘敦桢走后不久，陈明达也离开学社，到西南公路局就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时间从重庆传到了李庄。人们举着火把三天三夜狂欢，庆祝祖国的胜利。面对着战后的形势，梁思成有着自己冷静的判断。他决定在李庄结束营造学社的工作，带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人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让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在那里薪火相传。

李庄的六年，既是营造学社最为艰苦、筚路蓝缕的六年，又是学社在学术成果上达于颠峰的六年。

由梁思成、林徽因执笔完成的《中国建筑史》，集中国营造学社所有调查之大成，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示了生动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程。而历尽艰辛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中，也刊布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

风雨飘摇的年代，营造学社在经历了最后的辉煌之后，如同凤凰涅槃一般，在李庄戛然地画上了句号。然而，学社所开创的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之路，不但没有中断，反而越走越宽。

再度谈起这段往事，人们所能体会的不光是梁思成等人身处陋室、坚持工作的辛苦，也不只是昏暗的煤油灯下营造学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人们更能汲取到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片对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感，一颗对文化遗产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

重访营造学社旧址后的当天晚上，罗老说自己白天路走得太多，感到有些累了。这位从四川走来的营造学社的最后一名练习生，心甘情愿地用七十年的时间诠释着自己与古建筑的“缘分”。作为营造学社最后日子的见证者，他的身上不仅传承了梁先生的执着、勇敢与坚定，更把那份沉甸甸的、让文化遗产世代保护下去的使命当作了自己的责任。

2006年3月30日，就在罗哲文离开李庄的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