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

“知古不知今, 谓之陆沉; 知今不知古, 谓之盲瞽”。这是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名言。在现今日本对我钓鱼岛主权持有异议的情况下, 闻古而知今,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拟从明代册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中的记载谈起, 兼及古代日本和琉球王国的历史记载, 说明琉球王国的疆界范围, 以证明自古以来钓鱼岛便是中国的领土。

一　古米山“乃属琉球者”是中琉疆界

1534 年(明嘉靖十三年) , 陈侃出使归来, 在其进呈的《使琉球录》中, 即通常所说的“复命书”中, 对出使琉球有一大段明确而详细的记述。日本学者引证较少, 间有蓄意删减者, 兹转录如下:

嘉靖丙戌(1526 年) 冬, 琉球国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1528 年) , 世子尚清表请袭封(嘉靖十一年) 蒙钦差臣等克正副使赍捧诏敕, 前往琉球, 封尚清为中山王。臣等随即辞朝前来福建造船, 船完之日过海行礼.(嘉靖十三年五月) 五日始发舟八日出海口, 方一望汪洋矣。水顺而为, 波涛亦不汹涌惟天光与水光相接耳, 云物变幻无穷, 日月出没可骇虽若可乐, 终不能释然于怀。九日隐隐见一小山, 乃小琉球(台湾)也。十日南风甚迅, 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山) , 过钓鱼屿(钓鱼岛) , 过黄毛屿(黄尾屿) , 过赤屿(赤尾屿) , 目不暇接, 一昼夜兼三日之路程十一日夕, 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 喜达于家。夜行彻晓, 风转而东, 进寻退尺, 失其故处。又竞一日, 始至其山(古米山) 。有夷人驾船来问, 夷通事与之语而去。十三日, 风少助顺,即抵其国。奈何又转而北, 朔不可行。欲泊山麓, 险石乱伏屿下, 谨避之, 远不敢近, 舟荡不宁。长年执舵甚坚, 与风为敌, 不能进亦不能退, 上下于此山之侧。然风甚厉相持至十四日夕, 舟刺刺有声, 若有分崩之势。众曰不可支矣, 齐呼天妃而号于是,有倡议者曰: 风逆则荡, 顺则安, 曷回以从顺, 人心少宁, 衣　有备, 上可图也。有一执舵而云: 海以山为路, 一失此山, 将无所归, 漂于他国, 未可知也, 漂于落　, 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 失此恐无以救。夷通士从旁赞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据。但众股栗啼号不止,姑从众以纾其惧, 彼亦勉强从之。旋转之后, 舟果不荡众心遂定。翼午, 风自南来,舟不可往, 又从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计十六日旦, 当见古米山, 至期四望, 惟水沓无所见。执舵者曰: 今将何归? 众始服其先见, 彷徨踯躅, 无如之何。予等亦忧之, 亟令人上桅以觇去, 远见一小巅微露, 若有小山伏于其旁。询之夷人, 乃曰: 此热壁山也, 亦本国所属, 但过本国三百里, 至此可以无忧, 若更从东, 即日本矣。申刻, 果至其地泊矣。十八日, 世子遣法司官一员, 来具牛羊酒米瓜菜。通事致词曰: 天使远临, 世子不胜忻踊, 闻风伯为从者惊, 世子益不自安谨遣小臣具菜果, 将问安之敬。予等爱其词雅,(聆) 受之时, 予之舟已过王(国) 之东。欲得东风, 惟顺夏日, 诚不易得也。世子复遣夷众四千人, 驾小船四十艘, 欲以大缆引予之舟船分左右, 各维一缆一昼一夜, 亦行百余里。十九日, 风逆甚, 不可以人力胜, 遂泊于移山之奥。二十三日, 世子复遣王亲一员, 益以数舟而来法司官左右巡督, 鼓以作气, 自夜达旦。予等二十五日方达泊船之所, 名曰那霸港①。

陈侃所谓“十一日夕, 见古米山, 乃属琉球者”, 以及“又竞一日, 始至其山风少助顺, 即抵其国”的叙述, 实际讲的正是中琉疆界。因为中琉之间没有第三国, 所以没有任何可作怀疑之处。恰如琉球《万国津梁钟》铭文所称: “琉球国者, 南海胜地以大明为辅车, 以日域为唇齿, 在此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② 然而, 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奥原敏雄却称: 陈侃的《使琉球录》主要是关心出使航路③。言外之意, 在于否定陈侃对中琉疆界的明确记载。从而也就陷入了错误之中。

其一,“十一日夕, 见古米山, 乃属琉球者”, 用语肯定, 无稍假借。按照日本学者的译法是: “十一日夕, 古米山をみる。乃ち琉球に属する者なり”④。这是熟知汉语的日本学者都可以明白的。奥原教授如果不带偏见, 当应明白陈侃这种记载的含意。

其二, 陈侃随后记称: “夷人歌舞于舟, 喜达于家。”这是琉球人的切身实感, 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古米山作为中琉疆界的事实。而且与“夷通事”所赞同的“一失此山(古米山) ”, 继续往北,“漂于他国, 未可知也”, 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三, 陈侃作为册封使节, 其国境意识非常清楚。如该书内含的《天妃灵应记》中记称:“琉球国请封, 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 往将[其] 事, 飞航万里, 风涛叵测将至其国, 逆水荡舟群乞神风, 定塞　乃得达。”这中间的“将至其国”, 也正是前文所述的“当见古米山”之时。也就是说, 陈侃的《使琉球录》绝非所谓主要关心航路, 而是以其明确的疆土意识, 肯定地记载了当时中琉两国的边界。

战前, 日本藤田元春在其著述的《日本交通之研究》(1938 年成书) 中, 为了把钓鱼岛列入日本的版图, 也曾引证陈侃的《使琉球录》, 但却蓄意删掉了“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明确记载, 以及“夷人歌舞于舞, 喜达于家”的明确记实⑤。藤田的这种手法, 实令正直学者耻笑。数十年过去了, 奥原教授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　陈侃对琉球疆土的记实

人们知道, 自中国明代洪武五年(1372 年) , 行人杨载受命携带国书出使琉球之后, 琉球王便开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并向中国纳贡称臣, 采用中国法定年号、正朔。时至清代光绪年间, 长达五百余年, 一直处于中国的册封体制之下, 是为中国的臣属之国。如洪熙元年(1425年) 中国仁宗皇帝派遣内官柴山封尚巴志为中山王, 并谕祭先王尚思绍时, 其诏敕曰: “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 恭膺天命, 统御万方, 思施一视, 远迩同仁。尔父琉球中山王思绍, 聪明贤达,茂笃忠诚, 敬天事上, 益久弗懈, 朝贡有常, 罔愆于职念尔父告终已逾再岁, 非有嗣嫡之贤, 曷膺传袭之重。兹特遣官柴山赍敕, 命尔世子尚巴志为琉球国中山王, 以继其世于戏, 立忠立孝, 格守藩服”云云⑥。

然而, 琉球王国拥有自己的疆土领地, 中国政府并不干涉琉球王国的内政。1716 年完成的《中山王府相卿传职年谱》序称: “昔成周遣官, 三公六卿, 分职率属, 以唱九州之牧, 阜振纪纲而四海兆民自治矣。惟我中山, 虽海外一撮士, 治国纲纪, 岂亦可不举行哉。况大明以来,世承封爵, 称东南藩屏之邦, 故设一相三卿, 分职理政事, 振纲肃纪, 康成民人, 其所由来者旧矣”⑦。也就是说, 琉球王国自理其政, 由来久矣。

陈侃的《使琉球录》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如实的记载:

琉球国在泉州之东, 自福州视之, 则在东北。其君臣之分, 虽非华夏之严, 而上下之节, 亦有等级之辨。王之下则王亲, 尊而不与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席官, 刑名也。次那霸港官, 司钱谷也。次耳目官, 访问也。此皆士官而为武职者也。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 则专司朝贡之事, 设有定员而为之职者也。至于赋敛, 则窃古人井田之遗法,但名义未解备, 王及臣民各分其土, 以为禄食。山川则南有太平山, 西有古米山、马齿山, 北有硫黄山、热壁山、灰佳山、移山、七岛山 这些记载, 进一步说明了奥原教授的前述说法毫无根据。而其中有关琉球王国山川的记述,更是现今考察古代琉球王国疆土范围的力证:

其一, 所谓“南有太平山”。这是当时琉球王国的南部疆土。据琉球首里王宫正殿栏干铭文记载(1477 —1522 年尚真王治世期间) : “西南有国, 名曰太平山。弘治庚申春, 遣战船一百艘攻之, 其国人竖降旗而服从。翌年, 航海来献岁贡。”⑧ 其中的“弘治庚申”, 是遵从明孝宗的弘治年号, 时为1500 年。蔡铎本《中山世谱》尚真王卷内亦称: “琉球国管辖之岛, 名曰宫古, 次曰八重山, 每岁纳贡。”⑨ 冲绳出身的学者确认, 当时的“山”, 实为岛、国或村落之意, “太平山”即现今的宫古岛、八重山岛的总称。由此可见, 陈侃的“南有太平山”的记述, 不仅与现今保存的铭文相符, 而且与当时琉球王国的实际疆土领域是一致的。

其二, 陈侃记载的“西有古米山、马齿山”, 即琉球王国的西部属地。当代学者确认, 古米山即现今的久米岛, 而马齿山则是现今的庆良间诸岛。从两者的实际位置而言, 古米山在西,马齿山在东, 恰好构成现今冲绳本岛的西部外围。据琉球第二部国史《中山世谱》记载: “英祖

登位(1264 —1274 年) , 施仁敷志, 恤民进贤, 刑措不用, 国人大服。西北大岛、久米岛等处,亦始来朝, 而国大治矣。”⑩ 显而易见, 陈侃所记述的琉球“西有古米山、马齿山”, 也是符合实际的, 并与前述的“见古米山, 乃属琉球者”, 具有同样的含义。

其三,“北有硫黄山、热壁山……”这是当时琉球王国的北方领土。琉球第三部国史《球阳》记称: “咸淳五年(1269 年) , 久米、庆良间、伊比屋等岛, 皆始入贡”; “七年, 大岛等处, 皆始入贡次后, 每年入贡”,“王命辅臣于泊村建公馆, 设官吏治诸岛之事”⑾。这中间的“伊比屋”即陈侃记述的热壁山, 也就是现今的伊平屋岛, 而“大岛等处”, 系指现今喜界(也称奇界、鬼界) 、奄美大岛等岛屿。日本长门本《平家物语》(推定为十三世纪中期成书) 中也称:“鬼界有十二岛, 入口五岛从日本, 内七岛不从我朝。”⑿ 这“内七岛”中便包括现今的琉黄岛,即陈侃记载的硫黄山。由此可见, 陈侃对当时琉球王国的北方领土的记载也是真实的。所以,当年陈侃所乘的使船漂至热壁山之际,“夷人”亦谓“本国(琉球) 所属。”

当年与陈侃同行的副使高澄, 在《使琉球录》的后序中谈到: “天下事, 履之而后知, 及之而后喻, 未有不身试之而知其然者。”“今夏五月, 至其国土其间得于见闻之, 久询访之,真者似与诸(书) 所载稍不同因纪使事而复之诸书。”也就是说, 陈侃《使琉球录》的记载是源于身临其境, 是经过实际考察而记载的。这进一步说明: 陈侃的《使琉球录》之所以能够做出切合实际的记载, 并非只是源于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琉球及其疆界领域的了解, 而且是源于陈侃等人抵达琉球之后, 对琉球王国的刑典制度、山川领地有所“询访”、“见闻”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 陈侃对琉球疆界的记实, 乃是中琉两国政府官员以至岛民水夫的共识, 具有确凿无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