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传承文化之经历与感受

我入围薪火相传的评选，实出本人之意料之外，尤其是看了他们的业绩以及□之后更是无地自容。和他们相比，无论是成绩还是文保意识都相差甚远。

一、涉足收藏 源于兴趣

我是1994年才涉足收藏，在这之前出于对文学好历史的喜爱，对于文物，由于经济和认识的原因，只是喜欢看，尚无收藏意识。

94年，逛潘家园市场，砚台引起了我的兴趣，才真心涉足收藏。中国古砚品类众多，我确定了我的收藏战略，以瓷砚为主，兼顾所有品类，基本到了2003年，我收藏古砚总计500多方，瓷砚占去了300方左右。瓷砚历史悠久，但对于收藏瓷器的人来说，并不看重瓷砚，而收藏砚的人来说，多数重四大名砚，也不看重瓷砚。这恰恰是个机会，不少贩子知道我的爱好，也专门为我提供信息，我今天所藏之瓷砚，无论是品类、地域、年代在全国应该是前几名。

我总认为只作为一个收藏者还远远不够，在理论上也应该有所研究。我只是瓷砚为主攻方向，其它砚的收藏并没有偏废。约有十方古砚为国内孤品。

正是这种收藏理念，使我对中国古砚的全貌和历史有了一定把握，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文化取向——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一种构想》这篇文章，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同年被《新华文摘》转载。

这篇文章打破了写砚就砚论砚的程式，在砚的理论研究上是个突破。

二、兴趣转移 更加理性

随着收藏古砚的人越来越多，砚的价格不断提升。好砚难寻且价格高昂，一般砚收藏又无意义，需要扩大收藏领域，如果在古砚这棵树上吊死，将失去大好的收藏时机，这时我已经收藏了几块小匾，我把砚和匾在价格上好价值上做了比较，同样花3000元，买砚只能是一方很普通的砚，除非简陋，绝无名人砚的可能。而3000元可以买一面状元题写的大匾。从文物价值来说，砚是文房把玩之物，而匾则是对题匾人和受匾人的历史都是一个真实的记录，尤其是匾额的榜书，有着更高的艺术价值。

两相比较，合适的砚决不放弃，以收藏匾为主。但是，匾品类用途众多，以收藏什么匾为主，又是一个实际问题，在这时收到了一方官匾《奉旨选举孝廉方正》，这是宣统元年之物。1905年废止科举后，选官方法又转以制科为主。（科举为常科）阴差阳错，我把匾额的收藏定位于科举匾额，到我2006年办博物馆之前。我已经收藏了木石匾额500余方，其中多数与科举相关。

倾资建馆

在匾额的收藏过程中，寻找了一些关于匾额的资料，也加深了对匾额的理解。深感古代匾额两千多年的沿用，形成了博得的匾额文化，它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传播文化道德起到了极大作用。遍阅有关资料，令人吃惊。众多的国家博物馆，众多的文博专家，竟无一人从事对匾额的专项研究。它在理论上几乎还是空白，一些有关著作，包括故宫出的著作中，多数竟认为匾额是古代建筑物上的装饰品，这也是促使我建馆的决心，收藏保护这些古代标识艺术品，以它为切入点，挖掘展示它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使之起到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也是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种迟来的使命感。

也就是几个月前，有人发来信息，在福建有三方匾，一方是清代大奸臣和珅题写的匾，大家知道，权相和珅受宠于乾隆，极不得人心，被嘉庆处死后，大快人心。和珅题写的匾出于政治和各种原因，已无人再予存留，而这方匾系为道观所题，天高皇帝远，无人注意而留存下来。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也是件罕见之物。

用文来见证和珅，介绍和珅之罪过，使人感到更真实。卖家索价5.8万元，且不让价，我还是买了下来，准备在馆里僻一小厅，把和珅、王杰、朱硅和主审和珅案的金光悌的匾悬放在一处，正邪自古如冰炭，供人观赏品味。

另一方，则是福建红军创建人，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题写，时间为1932年，大字为“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八个大字。这方匾十分珍贵，反映了长征前福建闽西的革命形势。军博和国博都没有比它更早的此类收藏。同样价高不让，为防止其流失，同样收藏起来。这又开辟了一个思路——红色匾额收藏。北京市委书记王安顺专程来我馆参观时表示：“这个博物馆要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这样用这类红色收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则又扩展了馆的展示内容。

无地自容 绝非虚假

我所办的事，同六万件文物捐献给国家的□□先生相比，同四十年收藏西藏文物的□□先生相比，同独身守石窟16年的□□先生相比，确实相差甚远，我也只好用办好博物馆，让它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来向这些同志学习。感谢对我寄予厚爱的基金会领导和众多的文物保护者们。

文物保护的今后设想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就我个人来说，文保工作也仅仅是开始，有如下两方面设想：

一、尽最大努力搜寻与科举和历史相关的重要匾额，要让人们能欣赏到古代匾额的珍品。

这些珍贵的匾额有如一颗颗珠子，用科举这条线贯穿起来，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观众在观赏的同时，也成为历史文化的宣传者。

二、理论研究 创建《匾额学》

我觉得保护文物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除了自身行为影响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之外，把理论研究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如果在理论研究上有突破和建树，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影响力会更大，文物保护工作也会做的更好。

匾额，时至今日并未引起历史学家、古建学家、社会学家、文博专家的关注，更不要谈全社会了。

本人在收藏匾额的过程中，深感匾额绝不同于其它仅供赏玩的艺术品，在古代社会和今天，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匾额从历史跨度、从应用的地域，从应用的范围以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充满艺术品位的形体，作为专门的一个学科来研究，不仅分量足够，且大有可为。

我个人是无法建立《匾额学》的，这需要一个团队，这个愿望的实现之日必然也会对建立新时期的匾额文化、国学的弘扬有更好的结果。

对文保工作的认识

当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并不理想。当官员的政绩和文物保护，当集团利益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文化保护总体处于劣势。

从编制看，中国文物局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与中国文物保护的责权力都不相符。

以北京为例，有多处文保单位被挤占，保护条件恶化，这只要北京市动用行政手段则完全可以解决，还要是文物局出面打官司。除非出几件惊天大事，这种局面马上可以改观，坦言，国家和各级主要领导不是真正从内心认识文保的重要性，那么文物局的更多精力则花在了内耗上，这也难怪，不少领导都是学工的出身，自身对传统文化都不甚了解，你让他重视文保也难。

我认为，群众中的文保人物，尽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根本上需要实权人物的重视，如果在文保问题上也实行一票否决，那结果会大不一样。按北京的文保任务，每年拨出一亿多元，还叫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