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传统习俗：植树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植树的传统，涌现出了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话。植树以清明时节为最佳，此时气候温暖，春雨飞洒，利于树苗成活。

远古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植树造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有春天植树的风俗。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里有“夸父追日”的传说，说夸父临死前扔掉手中柱杖，化为森林，造福于人类，反映我们祖先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礼记》说：“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说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虞舜时代，就设立了执掌山林的官员“虞官”。夏禹时出现了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周书·大聚篇》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已记载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的情景；公元前１０００多年的西周，国家就成立了“林衡”、“山虞”管理机构，负责掌管种植、护林等事务，为动员群众植树，甚至作出“不种者，无椁”（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的规定。

封建社会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大力提倡在城镇街巷和大道两旁种绿化树，这是我国古代城市绿化的先声，贾山《至言》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于青松”，便是证明。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泽之禁，给百姓分田植树，而且对种树作了具体规定：“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可见当时已经给农民规定植树指标。据《开河记》载，隋炀帝虽然是个穷奢极欲的皇帝，但他亲自种柳，赐柳为杨，下令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要在河旁植柳，并给予奖励：“柳一株，赏一缣”，后来出现了千里运河岸绿柳成荫的景观。

唐代曾下令所有的驿站之间全种上行道树，城乡植树之风也是年盛一年。孟浩然诗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到了宋代，宋太祖为鼓励植树，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于规劝百姓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晋升一级，因而植树的范围更广泛，当时从福建古田直至海南，除种上苍翠松桧之外，还杂种荔枝，远远望去恰似一片连绵不绝的茂林。《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诏书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并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２０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他还要求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须按法律论罪。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称赞元代的植树。明清时代，植树造林规模更大，明太祖布衣出身称帝后，以农桑为国之本业，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仅京都金陵的钟山，就种了５０余万棵。

植树传说

古往今来，有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话，源源流传，激励后人。

庆功栽杨

西周有位名将沙其俊，他骁勇善战，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打一次胜仗，都下令全军在获胜的战地上栽好一株杨树。后来就连抓到的俘虏也令其栽树，作为“同庆”活动。随着沙其俊率兵打仗的不断胜利，这种“庆功栽杨”发展到栽柳、植槐，后来许多诸侯国把这种植树活动，作为一种庆典形式延续了很久。

治病种杏

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财礼。他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五株杏树。天长地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10万余株杏树，人称“董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就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

思乡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