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倾心挽留历史的背影(组图)


他是房地产大亨,他将数亿资产和全部心血砸进一个占地五百亩的“民间博物馆聚落”,并决意身后将其全部捐赠给国家。很多人说他“傻”,但他却一直很沉醉。在樊建川心里,为博物馆而死,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和幸福。
没想到11月初的成都已经很冷,远郊安仁古镇的风还有一点冽。像风一样走过来的樊建川先生,伸手相握的瞬间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沉静的外表,火热的内心。
就在这之前,我们的视觉和心灵刚受到一次“冷酷”的冲击:残破斑驳的血衣、留着弹孔的钢盔、冰冷的侵华纪念章、老照片里一名无名战士阵亡时年轻的脸庞、战士奔赴战场前阿妹送的刺有“努力杀敌”的绣花荷包……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战馆,每一个深含创意与情思的陈列细节,不知不觉中会让你心口冷得发紧;会让你眼里涌出泪水;会敲醒你脑海里睡去的记忆。
我们不得不对这间博物馆的主人———樊建川肃然起敬。想到在这个繁华喧闹的花花世界有一个人在真诚地拾拣历史、传播历史,有一个人尽其所有、倾其心血去珍藏那一段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你的心里就会觉得挺温暖。
简单———睿智
由樊建川自筹自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震惊全国。许多人看后很兴奋,说它有特色、有内容、有品位。但更多的人不理解,樊建川把辛辛苦苦挣来的亿万家产全部砸进“民间博物馆”这个无底洞,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樊建川的思路非常简单。
因为父亲是名抗战老兵,樊建川有很浓重的抗战情结。53岁的樊建川,9岁起就开始收集抗战藏品,一直痴迷到今天。
他当过知青,当过兵,22岁考学深造,两年后毕业任教,34岁当上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搞收藏需要找钱呀,何况他的家已经容纳不下林林总总的藏品了。要换更大的屋子,要把这些东西晒给更多的人看,那就更要找钱了。所以36岁那年,他毅然辞官,到省城成都打工。
又一年,他创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成了一个房地产商。之后他挣了钱、上了榜,自然就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他心目中的那个博物馆了。
眼前的樊建川有军人的体魄、商人的机智、文人的思想。他的人生故事很丰富,但主题非常集中,一切围绕着一个简单而又纯真的理念: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民族,收藏传统。
樊建川的人生信条也很简单。他说,人最重要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命,一个是背包。乞丐的背包是空空行囊,富翁的背包是万贯家产。可谁都一样,人死了,背包就都抛掉了。在他而言,博物馆就是他的背包,他死后,就全部交给国家。
以前有很多人说樊建川“瓜”(四川话“傻”的意思),因为博物馆做出来是“死”的———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樊建川的野心。建成5年来,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拥有了10个展馆,光展馆和配套等硬件设施就投进了几亿资金。樊建川的近期目标是投资达到10亿元,扩展到15个展馆,他的远期目标是建100座博物馆。他要的绝不只是维持生计,他在意的是能不能吸引和打动观众,他尊重观众的选择权,所以他建博物馆要的不是世界“一流”,而是世界“第一”。
“谁比我更幸福。”樊建川想过,人生短暂,但他建的博物馆可以活100年、1000年,那是生命的又一形式。
而他的玩法不是疲于建一个又一个博物馆,他要成为博物馆提供商,将来卖的不只是一两个博物馆,而是博物馆的策划、立项、建设以及管理。
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他是个商人,但他懂历史、懂文化,还懂艺术、装修、设计。他还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就这样,樊建川把自己的爱好与事业完美地契合了。这当中所包含的智慧,早已超越了他当年找钱的智慧。
冷骨———热血
樊建川认为上世纪有三件大事值得铭记———“抗日”、“大饥荒”、“文革”。铭记的最佳载体无疑是带有时代痕迹的藏品。
在过去,樊建川的许多想法是行不通的,比如他建抗俘(抗战俘虏)馆。中国传统文化排斥俘虏、嫌恶俘虏,因为俘虏是既未成功也未成仁的“瓦全者”。
樊建川初识俘虏一词竟来自小伙伴揭露“家丑”。上小学时,樊建川与伙伴发生争执,占下风的伙伴抛出克敌制胜的杀手锏———“你爸爸是个俘虏兵”。樊建川愣了,后问父亲,父亲避而不谈。“我13岁在国民党军队服役,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父亲百谈不厌的是在解放战争中立功并成长为炮兵连长,参加过开国大典检阅,还赴朝3年抗美。樊建川猜想父亲在以亮点掩盖“污点”。然而,父亲头上诸多光环难抵俘虏兵这一紧箍咒。历次运动,这个殃及全家的历史符咒伴随樊建川长大。
1979年,樊建川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友们议论:“如果被俘怎么办?”剃了光头的樊建川脱口即出“自杀”。他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背负人责己责的历史包袱。
但2000年,樊建川开始赴日收集抗战资料,为抗俘正名———他们也是血肉长城的一部分。
他收得很细很多,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日本有关方面发话,如果有一个叫樊建川的中国人来收日战资料,不要卖给他。这,当然冻结不了樊建川的一腔热血,也对付不了樊建川的智商,他只需多花一点钱,就能委托别人帮他收遍日本能收的角落。
他精心设计的抗俘馆,外形阴森的高墙犹如监狱,象征身与心的监禁。馆内温度、灯光、材料组合营造出集中营氛围。有一组女抗俘照片。其中有1939年5月在汉口被俘的6位女护士,有在山西正太县奥平山附近日军逮捕的共产党姐妹花。而那张“在庐山被俘的姚英”,图上姚英身上斜挂长枪,枪托向上。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武装。另一张“中国女童子军成本华”照片上,成本华双手交握胸前,头发零乱,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颈上有两根细绳,身后是4个嬉笑的持枪日军。据资料:成本华在坚守安徽省和县城门时被捕后从容赴死,时年20岁。
樊建川希望抗俘馆是一个让日本人看了心服口服的馆藏。馆里的留言簿上,有这样的留言:“真实”,“震惊”,“美国国民视在伊拉克被俘的美国军人为英雄,同样,抗俘亦英雄”。
几经周折“开张”的国民党抗战馆,是樊建川又一震憾国人的杰作。该馆入口廊道两侧,集体悬挂着257位在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领遗像,用四川话讲,这些“先人板板”,同样展示着民族的忠骨,理当永远高高在上。
正视历史、包容历史,使建川博物馆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执着———超脱
采访樊建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太忙。员工们说,从文物、装修、陈列到找钱,博物馆离了樊建川就干不下去。虽然忙碌,但樊建川觉得很幸福。他说,他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有意义。
文物是自己买,土地是自己买,建馆资金是自筹。现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的馆藏共800万余件,国家一级文物121件。他还在扩建,还在找钱。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做博物馆的。但这样的热情能坚持多久?
“这取决于我做这件事的快乐有多少?”樊建川对自己遇到的困难轻描淡写,“所有困难与我享受到的喜悦比,微不足道。”他说,搞博物馆,对他个人来说价值就在“快乐”两个字上。狭意而言,他是为做“敲警钟”的博物馆而快乐;广义而言,他是为传承文化,为人们修建对天灾与人祸的认识和观念而快乐。
40多年前,樊建川的收藏仅为个人癖好。如今,他的收藏由个人之好升华为国家之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他从没想过放弃。
今天的建川博物馆,不仅是展示历史的地方,也时常是安仁镇当地居民集体活动、公共娱乐健身的场所。员工们说,樊馆长乐于分享他的财富和他的思想。
在建川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份公证书。那是樊建川决定死后将“建川博物馆聚落”全部捐赠给国家的公证。
之所以有这一份超脱,樊建川是这样想的:我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和最精彩的年代,我感恩这个时代,我应该回报这个社会。我捐赠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我认为,最大的救人,是开启民族的民智。 (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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