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的诞生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组长为著名教育家马叙伦，13名成员中包括我校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物理系教授钱三强。接着，第6小组开会，成立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除第6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一些各方面专家。不久，我校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即被聘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7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等刊登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启事，受到热烈响应。到8月20日征稿截止，共收到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寄来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其中包括我校营建系师生积极应征的图稿十余种。但是经反复筛选，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9月底的政协大会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等，毛主席说，国徽可慢一点，工作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此后不久，我校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接到邀请，各自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重新开始了国徽设计工作。

我校的设计组以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组长，由梁先生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及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组成。大家抓紧时间，又设计出二三十种方案进行比较、讨论。根据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和各界人士的意见，我校和美院两个设计组都逐步统一了用齿轮、麦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以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1950年6月，周总理又亲自约请梁思成教授，要求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意见，把代表“五四”民主运动发祥地和新中国诞生地的天安门设计进国徽。6月12日，梁先生在新林院8号自己的家中召集设计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为赶在国庆节前确定国徽，设计组成员分工负责，集中力量进行“攻坚”。有的研究麦穗稻穗的形象及它们的排列组合，有的研究红缦的折纹和在齿轮孔中结扎的形式，建筑专家们为画好齿轮形象专门去向机械系教师请教，营建系一些同学也参加了精确绘制天安门立面图等工作……因过度紧张、劳累，本来就体弱的梁思成病倒在床，在病榻上仍与林徽因等仔细推敲。

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政协国徽审查小组会议，最后一次审查国徽方案。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间会议室里，沿墙的座椅、沙发上陈列着我校和美院分别设计的大小图案多件：左边为我校方案，国徽由金红两色组成，端正的天安门立面图和铺满天空的五星红旗，给人以富丽堂皇、气势雄伟之感；右边的美院方案中，天安门为有强烈透视感的彩色图画，一个华表立于一侧，没有五星，蓝天、黄瓦、红墙、白石相衬，色彩丰富。两种方案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构思和艺术形象，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田汉等评审委员赞成美院的方案，张奚若、邵力子先生等都认为清华的图案较好。绝大多数人发言后，周总理看李四光先生一直沉默不语，就走到他的座位旁，双手扶着沙发背问：“李先生，你看怎样?”李四光指着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气魄大，气势恢宏，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我赞成这个。”周总理又仔细看了两个方案，随即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定了吧!”随后又指示代表病中的梁思成先生前来汇报的我校教师朱畅中，要求对稻穗图形等做些改进。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徽审查小组选中的我校设计图案。

接着，我校营建系高庄先生又承担了设计、塑造国徽浮雕模型的任务。为使国徽由平面图形变成立体浮雕后更庄严、更挺拔、更明朗，他不顾盛夏的酷暑，聚精会神地雕刻每一个点、每一条线，常常凝思几小时才动一下刀，在雕塑中对外框上稻麦穗的排列组合、红缦的折纹等细部作了进一步改进，使之更程式化。有人认为国徽图案已经批准不能再作任何修改，高庄因此专门上书毛主席陈述理由，得到支持。8月18日，国徽石膏模型获得通过。国庆前夕，高庄和徐沛贞等老师带领营建系同学，完成了首批各种规格国徽模型制作任务，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方格墨线图的纵断面图。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其说明。国庆一周年庆典时，第一枚木制的国徽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