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声音里的真实 六十年中国音乐家回望

本文说及新中国成立60年的音乐发展，有一个概念限定——这里的“音乐”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形制的“音乐”相对应，不包括中国民族音乐、民歌、流行音乐这些范畴。在此限定下，“中国音乐60年”这一线索的展开基于两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古典音乐的起步，只比新中国成立早二十多年；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音乐人走古典音乐之路时，已走上岔路，趋于解体，向现代语言转型。

先说起步，薄弱是中国音乐起步的特点。准确地讲，中国古典音乐发展80多年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中国音乐的困境：随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西方美术、文学、哲学涌入中国，中国文化多少都有与其匹敌的既有遗存，与其对抗、对话或是彼此吸收；但中国的音乐文化，与西方意义上的音乐文化相对则简单，缺乏规模。西方音乐从格里高里素歌一直到蒙台威尔第，再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文本与演奏体系。无论是修辞还是表达方式，古典音乐对中国人而言是纯粹的外来物。

关于西方古典音乐向现代的转型问题，是指中国古典音乐在起步阶段即与西方的进程有上百年的时间差。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20世纪初以十二音体系进行音乐创作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主调性音乐解体了。也就是说，在西方作曲家纷纷改换门庭时，中国的音乐家们刚刚进门，渴求建立带有中国美学的古典语言世界。这预示两种语言体系——古典与现代一同来到中国，带来天然困境。

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年：两代作曲家留下的开端

中国当代音乐，起始于两代先驱留下的基础。第一代作曲家是20世纪20年代的肖友梅、黄自、赵元任、李叔同等留下的文本。他们的创作，今天看来多是小作品，里面有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兼受西方浪漫派的影响。第二代作曲家一个来源是上海、北京的音乐人贺绿汀、刘雪庵、马思聪、江文也等人，另一个则是在解放区的作曲家，以冼星海为代表。前一个来源中，成就最大的数江文也、马思聪。他们的作品从形式上看，是当时复杂的交响音乐，技术高超，有西方作品样式，兼有个人特色。冼星海与聂耳的创作，留下不少追求民族解放、充满救国热情的作品，情感澎湃、炽热，感动过几代听众，是那个时代留下的财富。从这个开端，可以清理出几种类型的遗产，其中有小品音乐，比较纯粹的西洋模式音乐(有较高技术水准)，左翼与解放区音乐(包括聂耳、冼星海，还有其他作曲家写的与时代文化环境相配合的歌曲与带有民间特色的歌剧)。这些遗产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一直是此消彼长的指引方向，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此起彼伏。

1949—1978：集体主义与第三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变化，各门类艺术都在调整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音乐的创作意识形态化，在这一时期是必然的。在交响乐文化尚有基础的北京与上海，出现了集体写作、个人执笔这一传承自解放区的创作模式。这一模式与前苏联一样，一度让音乐成为政治、历史、社会的投影，指向性强，属于宣传文化范畴，充满大众色彩。

国内的交响乐创作，在那时深受苏联文化影响，注重军乐与军队里的乐队建制。老一批作曲家(尤其是上海的受西方教育、创作语言基本上与西方同步的作曲家)改变创作方向，适应环境的需要。随着以阶级队伍、政治身份来界定个人价值渐渐成为方向，来自解放区的创作队伍以其既有的创作方法与形式成为主流。

在20世纪50年代，值得一提的第三代作曲家有丁善德、罗忠镕、朱践耳等。由于他们受到欧洲现代音乐影响，在探索现代交响语 责任编辑：vi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