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轩木版水印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数年前我第一次踏进朵云轩木版水印车间，注意到勾描室窗前的墙角站着一个男子，端正清癯，正看着面前的什么东西出神。这回采访交谈，作为被访者的他，倾听多于表达，一问一答，有问无答，甚至答非所问……绝望中我突然意识到：惟独木讷和安于现状的人，才能担当这样寂寞的职业。

“木版水印”，是对中国书画精品进行高仿真复制的传统工艺，是现代印刷机器很难取代的一种繁复的手工技艺。远在唐代，单色木版印刷已经具备相当水平，明末时出现了“饾版”、“拱花”等套色叠印。

“木版水印”的制作过程分四步：一是勾描，根据原作上笔触的枯湿浓淡、设色的微妙变化，对原作分组分版，然后用毛笔精确无误地一一依样勾描在雁皮纸上；二是刻板，把勾描好的刻稿反贴在梨木板上，用各种刀具刀法精雕细镏，仿出不同的笔墨效果，制成“饾版”或“拱花”版；三是水印，根据原作用材、颜色及笔触轻重，将水墨或色彩刷掸在已刻好的许多块木版上，然后把这些版子一一在宣纸或画绢上套印，做成画芯；四是装裱。4个环节都需要极高的技巧，材质、颜料、水分，甚至气温、湿度，稍掌握不慎，都会导致全盘失利。正因为如此，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成功率相当低，以明代《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光做成一套木版就耗费了几十个专业高手整整10年的辛劳，而这样一套千辛万苦得来的木版，有效使用次数不过百余次。在这样繁复沉重的劳作里，郑名川专攻第一道环节：勾描。

这项工艺，理所当然地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夜以继日地付出辛劳，却逃不脱被人忽略、遗忘的命运，甚至这样的苦心孤诣，并不被人承认为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就读中国美院国画系时，郑名川被称为“难得之材”，很有希望成长为一位国画家。然而在他毕业前，朵云轩木版水印手艺面临后继无人，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辅圣给学校打来一个电话，改变了郑名川的归宿。

当时已临摹过7米长卷《赵孟坚水仙图卷》的郑名川，在木版水印现场怔住了。他得知，在这里学艺的年轻人必须经过至少3年的学徒期打基础，学勾描的要天天练习线条笔力，学刻版的手上要磨出老茧，学水印的要先从“提刷吊耙”的基本功练起——用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转动，每天刷500张小画片，如此练上一年，方能举手抬腕有分寸。

郑名川说自己很少，却说了许多他的领路人、年届70岁的刘慧芳老师的事。刘老师早就告诫他：“屁股坐得住，手里的活儿才能拿得住。”

勾描的过程，着实是种历练。就拿郑名川他们眼下正在仿制的任伯年《群仙祝寿图》来说，这部迄今为止最大型的木版水印作品，从2001年开工至今已耗去10年，它将献礼2010上海世博会。郑名川给我看他勾描的纸稿，看得我咋舌：全幅《群仙祝寿图》精雕细琢的人物多达46个，仅人物头上一点指甲盖大小的花朵或草藤上的几笔漫兴戏墨，都得单独为它们刻制一块色版……难怪，10年间他们积攒下了一大堆近2000块大小形状各异的雕版。

夏天，窗外是饱湿的浓荫，室内则呼哧哧一团恍惚。为保证木版水印必须的空气湿度，这里常年开着加湿器。四面窗户紧闭，三伏天空调也不能开，豆大的汗珠从郑名川和同事们的颈项额头不断渗出，不过，熬着，渐渐也习惯了。

郑名川说：“我不认为我的所为是艺术的，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使我忘记了艺术是什么。在做之前我无法解释，在做之后我无须解释，画即是画本身。”他安静地过着日子，把家安在华东理工大学附近一个50平方米的小单元里，太太是他同班同学，如今坚持不懈地画着中国画；因为都忙，两人无暇照顾才3岁的儿子，把他送去了外婆家。

郑名川对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有兴趣。他玩墨藏墨，喜欢淘换点旧书，每次去北京总一头扎进琉璃厂。

他从前常逛常熟路延庆路的一个调剂商店，如今那地方拆了，但每次路过仍会驻足。他说想过转行，可如今已离不开；他觉得自己就是死心眼，甚至由着命运来选他，可一旦进入一种状态，就安于此、沉浸于此，拒绝自拔，10年、20年，都是可以的。

他时常忆起，很小的时候，在浙江宁海如画的农村，跟父亲一刀一刀削木头，夕阳下小溪在面前潺潺流过。后来他知道，跟父亲做的木雕，也是正在消失的东西。他觉得，那时的快乐里有不可替代的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