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因非遗复兴 不走样应成保护原则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余培锡，在继承传统花式的基础上，吸收中外艺术精华和现代生活题材不断设计新花式，迄今已独立创作新花式600多套，授徒500多人。

昆曲产生于六百多年前的吴地，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海内外久负盛名。

来自青海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西合道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上展示自己绘制的唐卡。

麒麟舞。

泸州分水油纸伞手工制作技艺。

广东开平碉楼。

6月12日是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从本世纪初“抢救”之声四起，到如今“文化遗产”遍地开花，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历的“大悲大喜”转变之快令人始料未及。同时，文化遗产的外延不断延伸，普通人的生活，建国后的遗物，都迅速被纳入了“遗产”范畴，冠以“文化”名号。随着文遗外延的不断扩大，质疑之声越来越大，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看待申遗的“扩大化”呢？——

年画普查：

见证 “文化遗产”理解的深化

12日，作为中国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系列，以及文化部资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阶段性代表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在广州陈家祠举行了首发仪式。同时，陈家祠也举行了木版年画的特别展览。佛山年画普查的全程“前线指挥”、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罗学光告诉记者，随着这部大书的成功出版，标志着广东对于佛山年画长达6年的普查、抢救、整理和记录暂时告一段落。而这6年，正好见证了广东乃至全国对于“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深化的过程。

“不是把年画作为孤立的艺术现象对待，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学、人类学和美术学的研究对象，整体地进行考察。强调要搞清各个产地的年画及其历史人文、自然环境、民俗生活以及地域心理的文化血缘。”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家级非遗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如是解释对于木版年画的普查，“不只是孤立地面对作品。对其制作中的起稿、描线、刻版、印画、彩绘到工具、材料、艺人、画店、销售及相关的行业习俗和口传口诀都要做全面调查。从物质性的到非物质性的，从活态的到已经消亡的。”他的这段解读，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年画的范畴，成为近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理念转变的一个注脚。

从2003年我国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到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护内容从原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民族民间艺术，拓展到目前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门类，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

广东文化遗产保护全国居前

麒麟舞、乞巧节可谓样板

罗学光表示，过去10年中，广东在非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本世纪初开始进行濒临灭绝的麒麟舞的抢救工作，到今天，麒麟舞已经成为广东多个地区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麒麟舞大会”，仅深圳一市就有7支代表队参加；从2004年开始举办广东民间工艺精品展，许多已从人们生活中淡出的民间工艺品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令一大批生活陷入窘迫的民间艺术家生活境遇得到改善，并激活了相对沉寂的国内民间工艺品市场。随后以广州乞巧节的复兴为代表，民俗文化掀起了一股热潮，成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如今在网上，由年轻人自发组成的各类文化遗产的摄影团队、调查小组等大量涌现，非常可喜；近两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向“立体化”发展，如对古村落的调查，就不但涉及建筑、环境等有形遗产，也深入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无形遗产的整理和分析。

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系

进入市场才有生命力

如何让已经重新热起来的文化遗产发挥效益，成为许多专家思考的话题。广东省国学研究会会长文锦堂认为，传统“国学”范围应当扩充到更广泛的文化遗产范围，凡是民族历史、诗词、试画、中医、易学、武术、曲艺、建筑、民间工艺、风俗、节庆等“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国学”。“国学、传统文化遗产的普及应当从学校中开始，被纳入大中学生教育的体系之内。”

同时，文锦堂还认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与产业化途径相结合。“国外许多知名品牌的形象标识，都是上百年前手工匠人的形象。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优秀手工艺匠人和优秀的企业整合起来？例如十八子刀具的前身，其实就是手工制刀的匠人。”

著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则表示，在很多文化遗产从无人认知到“天下闻名”的过程中，不恰当的旅游开发、私人改建等行为，极大破坏了遗产原有风貌。许多重要文化信息默默无闻几百年而完好保存，“开发”一介入，可能几天就消失无踪。这其中，一些地方政府短视的“唯GDP论”难辞其咎，而相关法规不完善，也是重要因素。

“非遗”保护

应建立“红黄牌”监督制度

中国“非遗”达1400余项，而韩国只有100多项。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另一个被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数量过多，有“滥”之嫌，会让有限保护资金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据了解，正公示的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推荐项目共有349项，其中新入选项目190项，扩展项目159项。此前，2006年中国第一批国家非遗产名录有518项，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遗产名录有510项。目前，中国“非遗”多达1400余项，而韩国自1967年开始“非遗”项目的评选，截至目前一共也仅有100多项。

冯骥才认为，目前“非遗”保护普遍存在“重申遗，轻保护”的误区。为保护民族非遗项目“不走样”，保持民俗传承的严肃性，本着为后代负责的态度，他建议制定国家非遗产名录的“黄牌警告”和“红牌除名”制度。如果在保护“非遗”中，发现民俗文化遗产变得“走样”，应先给予“黄牌警告”，让其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存在的问题。相反，如果规定时间内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会使文化遗产遭到继续破坏的，则实行“红牌除名”。

“滥”得有理？

初期“过多”现象可助摸清家底

不过罗学光认为，初期的“过多”现象并非坏事，毕竟中国多年来没有进行过全面的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普查工作。近年的摸底让大量没有记录的文化遗产登上名录，建立详尽的数据库，不过是保护工作的第一步，至于后期具体保护，还需要详尽规划，多种模式以及完备法律的支持，但“首先要摸清家底，才能决定怎么走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