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寻乡党 探访川藏线上的陕商后裔

过去在川藏线上的汉人，大多数是陕西人。在宋代就有陕西商人，到明代最兴盛。执康区商业牛耳者为陕南，川、滇、黔商只是做二流生意。陕商特点是团结，资金大。陕商还是父子联合做生意，总柜设在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寇骞认为：陕西商帮曾经是中国最耀眼的商帮……

“乡党，我们从陕西来看你们了。”7月9日，在古老的茶马古道重镇滇西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一双白皙、柔软的手和一双古铜色、苍劲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前者是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寇骞，后者是中甸藏族老人阿布。

寇骞为何要千里迢迢跑到云南看望一位藏族老人，而且称其为乡党？

循着乡党的音讯而去

由于本报率先报道了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教授等陕西专家、学者的“陕西也有茶马古道”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重视，云南省丽江市政府邀请李刚、寇骞和本报记者3人参加7月6日到8日举行的“2010年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

出发前，记者从茶马古道专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旭处得知，在遥远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城里，有一栋老房子，住着一位焦姓的明朝陕西商人的后裔。听到这一消息，本来由于事务缠身犹豫是否参加研讨会的寇骞，立即来了精神，决定放下手中的业务去看望这位离开陕西的乡党。

到丽江后，一心想去拜访这位陕西老乡的李刚，由于学校有急事，临时改变行程，提前返回西安。

寇骞和记者一样，进入云南后由于水土不服，腹泻，吃不下饭，而且会议最后一天徒步走了5公里长的丽江茶马古道遗迹山路。本来就没有吸收，又消耗了体力，次日身体困乏无力，腿软、头昏，最可怕的是，寇骞不仅犯了高血压，而且患上高原最忌讳的感冒。但寇骞还是毫不犹豫和记者前往海拔3000多米的香格里拉。

同来参加研讨会、热衷藏族文化研究的四川西昌学院教师王德和听说后，也饶有兴趣地一同前往。

阿布老人拿着神龛上的花扣边框木板，给记者讲述老屋的故事。

神龛上的铭文

记者等3人到了香格里拉，在独克宗古城北门街很快找到一个门口挂着“阿布老屋”招牌的院落，里面有栋土木结构的二层老房子。一位老人坐在房前休息。记者忙上前询问：“您家这房是陕西焦家人盖的老房子吧？”

老人回答：“是的，这是中甸（即香格里拉），也是整个云南省最老的民房，有400年历史。”

“那您就是陕西焦家的后人了？”

“不是。”

记者心一下凉了。老人似乎看出记者的心思，忙说：“你不要着急，焦家后人焦学仁住在不远处。”

记者这才松了口气。

78岁的阿布老人说，过去中甸陕西人多，有经商的，有开矿的，有做木匠的，起码有上百户陕西人，因为中甸曾有过陕西会馆，可惜早就毁了，连他都没有见过。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就是焦家人盖的。这房子是汉、藏风格结合。

记者开始注意这栋房子，雕梁画栋，房檐下有龙头，门扇上的雕塑明显为汉文化特征。雕刻非常精美，就是在陕西，如今这样的房子也不多见。

大家随老人进到位于二层的经堂，屋内木雕同样精美，神龛上端描绘有汉文化中的八宝。老人从神龛上卸下一块花扣边框木板，板后面刻有“明崇祯柒年陕西 焦氏”字样。崇祯七年即公元1634年，距今376年。

阿布老人认为这说明这栋房子是焦家木匠盖的，但焦家不属于房东。

寇骞和王德和认为，工匠的姓氏不会刻在神龛这么重要的位置，这栋房子应该和焦家有更重要的关系。为了感谢老人保护这栋与陕西有着特殊关系的老房子，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茶叶送给了阿布，寇骞给了他100元，并希望阿布老人保护好这栋房子。

根据阿布老人说的位置，大家在古城碧觉路找到了陕商后人焦学仁的家。

焦学仁正好在家，当他告诉大家，他正是陕西焦家后人后，寇骞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焦学仁高兴地立即请从千里之外陕西老家来的老乡到楼上客厅。

活“龙”活现的龙雕

71岁的焦学仁告诉大家，他只从老人口里知道，祖上是从陕西而来，至于什么时候、怎么来的，都不清楚。不过他知道，他爷爷的哥哥做生意。过去中甸人认为谁能到永昌（即今云南保山）一带做生意就说明此人能力大。爷爷的哥哥当时是大家公认的能人，他还没有结婚，年轻轻的就去保山做生意，可这一去再没有回来，而且杳无音信。陕西会馆和他们家关系密切，会馆距他们家老屋只有几十米，隔一条路，而且解放前陕西会馆遗址庄基地归他们家所有，到1958年入社时，地才归了队上，成了队里的打麦场。人们在遗址边种地时，经常挖出瓦片。传说陕西会馆是被烧毁，被毁后，地面上铺的石条被周围群众拉去盖房，因为过去当地人不会打石条，只有陕西人会打石条。

记者从1997年出版的《中甸县志》上得知，唐、元朝时期，中甸都居住有汉人，清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中甸归附云南，随之汉族入居者日渐增多，乾隆年间，有一批陕西、山西等籍人进入中甸经商、开矿。乾隆五年，即公元1740年，建造“陕西古庙”。

寇骞说，陕西会馆一般用的是三原城隍庙的样式，建得像庙一样精美，所以人们也称之为“陕西庙”。

焦学仁的大侄子焦再安推测，他们焦家是元朝时来到中甸。他告诉记者，在他之前的焦家数代中，他们焦家木匠享誉中甸。

根据《中甸县志》，清末中甸最著名的木匠为“玉老焦”，意为木匠老焦。中甸许多藏式建筑及藏式家具结构式样都出自他手，曾与汉族其他木匠在中甸建起第一座汉藏合璧的建筑——藏公堂，参与设计、建造山西会馆，独立规划、设计、修建县城龙王庙。

焦学仁告诉记者，当地有个传说，陕西会馆上的龙雕由于十分逼真，化为真龙，经常晚上跑到附近山脚下和龙潭里的龙打架。后来守馆人发现每天早上龙雕身上滴水，从而推知其晚上的行踪，于是在它眼睛上钉了一个钉子，龙再也不能动了，但从此焦家人容易患眼疾。巧的是，焦学仁的两个姐姐就是因为眼疾病逝。

在西藏贡布江达县江达镇江达村的墓碑。

特有的祭祖方式

焦学仁告诉记者，他们焦家过去人丁不是太兴旺，他的爷爷叫焦再兴，只有兄弟二人，老大走后，就只剩爷爷一人。爷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父亲是入赘到他们焦家的藏族人。到他这辈有兄弟3个，下一辈有4个侄儿，孙辈有8人。大侄子焦再安曾任迪庆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是他知道的焦家历史上职位最高的人。他自己曾任州委农工部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藏族人一生下来就要抱到活佛处起藏名，而焦家多取藏族女子为妻，因此他们焦家后代都有藏族名字，后来也都改为藏族，但还都起有汉族名字。焦学仁的藏族名字也为阿布，焦再安的藏族名字为七林培楚。

上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焦家一直延续着和周围藏族人不同的祭祖方式。最大的祭祖活动是夏历七月半。每逢夏历七月初十前后接祖，在家里支起供桌，设上祖先灵位，供上水果、糖果、糕点、豆芽。一个白纸封上写一位先祖的名字，里面装上冥币，分别摊开放在大簸箕里，摆在供桌前。从此每天祭祀。每次吃饭时要先将饭菜摆在供桌上，敬献给祖先。每天早上要在供桌前的椅子上供一盆洗脸水，毛巾搭在椅背上，晚上同样再来一次，只是多了一把梳子。十四日晚送祖时，在院中搭上一口铁锅，将白纸封全部烧了，次日将烧的纸灰全部倒入河里。

后因参加农业社，每天要上工，没有时间，因此再没有搞过大的祭祖活动。由于大哥30多年前去世，弟弟去年去世，其他人都年轻，没有见过祭祖活动，所以这种祭祖仪式在焦家只有焦学仁能完整地知道。

焦学仁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祭祖时，大哥每次根据家谱写的白纸封要摆3大箩筐，可惜后来不知怎么把家谱丢失了。

记者等人一行，是陕西人首次看望焦家人，焦学仁和焦再安非常高兴，除用水果、糖招待我们外，还特意打酥油茶喝，帮助寻找县志，带着去看陕西会馆遗址。

这不是记者第一次在茶马古道上参加这样的寻访陕西商人后裔活动。

海拔5000米山口东面的一个传说

2006年7月初，记者乘坐青藏铁路首趟列车抵达拉萨后，采访在西藏的陕西人时，时任西藏电视台编导、陕籍人骆志庆告诉记者，他听说在拉萨东面265公里的贡布江达县有个叫太昭的村庄，居住着一群100年前定居在那里的陕西人后裔。

西藏佑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牟信兵等在场的几位陕西老乡听后坐卧不宁：这群陕西人是因躲避战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来到雪域高原？100年前交通十分艰难，途中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百年以来，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如今生活如何？

当时大家还没有将这些陕西人和茶马古道陕西商人联系起来。

牟信兵是渭南人，在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自愿到西藏工作，曾在贡布江达县东面的林芝工作，也曾听说太昭村有汉族后裔的传闻，有的还保留有汉族姓氏。现在听说那些人是陕西人后裔，当即表态，由他出车，翌日前往寻访。

7月5日一大早，5名陕西人乘车踏上寻找陕西老乡的征程。

小车一路向东驶去，翻过了海拔5000米的米拉山口，中午才到达目的地。经县上干部介绍方知，太昭村正式名为江达村，属于贡布江达县江达镇管辖，是个半农半牧区。该村自古是一要津，曾为县城所在地，政府准备投资820万元进行旅游开发。全村有75户，367人，其中汉族后裔约十多人，都已藏化，户口也填的是藏族。

县上干部先将大家领到一没有围墙的农家院落，院里堆放了几块汉字墓碑。这是记者见到的最简易的墓碑，石碑是未经修饰、西瓜大小的大块河卵石。

记者的眼睛湿润了。这些人，背井离乡，相隔千山万水，不丢家乡风俗，虽然没有条件，哪怕是采用天然石块，也要立碑。牟信兵久久低着头，默不作声，不知是在细读碑上的文字，还是怕别人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从墓碑上的文字看，立碑时间均在清光绪和宣统年间，墓碑上分别有“大清宣统二年七月初八日申时立 清逝陈母讳央金之墓 孝男 ×× 孝女 ×× 等叩”等等字样。

此后，大家来到村兽医洛桑家。他家的院中有一石碑，上有“太山石敢当”5个汉字。洛桑说，这座碑位于古江达镇中心，是镇村之神石。过去这儿有一座小庙，旁边是街道。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庙废弃，成了洛桑的家。洛桑一直保护这座石碑不被破坏。

锅盔在康定很吃香。

外祖母烙锅盔

经反复寻找、打听，最终来到了汉族人后裔白玛旺扎家。白玛旺扎家和普通的藏族人家一样，有一个七八十平方米的大客厅，8个人坐进去，还显得稀稀拉拉。73岁的白玛旺扎精神矍铄，如果不是他那身藏族服装，完全是一个标准的陕西老农模样，黑红的脸膛，高鼻梁，不大的眼睛，戴一副像石头镜样的茶色墨镜。特别是他憨厚的神态、举止，更像陕西人。像陕西老农抖动披在身上的老棉袄一样，他不断地用肩膀向上抖动藏袍。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听他讲自己的身世。

白玛旺扎的外祖父、外祖母是商人，从陕西来到西藏，因在返乡途中遇到战乱，滞留下来，后来钱用完了，无力回家乡，定居在江达北面一个叫拉鲁（音）的地方。他记得外祖父穿汉族的长袍。藏族人不杀鸡，但外祖父杀鸡吃，还爱吃大蒜。外祖父去世时，用白布裹着，用柏树做棺材土葬。外祖母名叫桂花。金珠玛米（解放军）进西藏时，外祖母去迎接。金珠玛米夸她汉语讲得好，如果不是因为她年龄大了，就会让她在部队里当翻译。外祖父只有一个女儿，叫冬女子，也就是白玛旺扎的母亲，穿藏服，嫁到了江达藏族人家。白玛旺扎用手和礼帽比划着说，外祖母爱烙五六厘米厚、像帽子大小的锅盔。母亲会炒菜，但不会说汉语。他自己也爱吃炒菜等汉族风味饭，只是没有学会做。他没有见外祖父和老家亲戚联系过，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当初没有问外祖父老家是陕西什么地方的。

由于再没有打听到其他陕西商人后裔，下午5点，大家和白玛旺扎老人告别。

最后的“炉客”孙继才（右）晚年回到户县和长子孙景航（左）生活在一起。

茶马古道上的“炉客”

2006年7月从西藏回来，记者向西藏驻西安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列珍谈到西藏的陕商后裔时，她告诉记者，她的家乡四川省巴塘县，有许多陕西商人后裔，虽然多转入藏族，但依然保留汉族的姓氏。她的先祖就是户县人，姓张。

记者从《户县志》上得知，过去有大量户县人到四川省康定县以及以西地区的巴塘等川藏线上经商，清末民初在康定一地就逾3000人。康定古称打箭炉，陕西人将在康定的陕西客商称做“炉客”。

当年9月8日，记者抵达《康定情歌》源出地寻找“炉客”足迹。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干部骞仲康、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教师格桑曲批、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等一批户县“炉客”后裔。从他们那里得知，元朝时起就有大批陕西商人进入康定开设店铺，是最早进入康定的汉族商人，直到解放前陕西商人在康定势力最大。康定有条老陕街，有陕西商号四五十家，经营茶叶、绸缎、药材、皮毛等。老陕街上还有座秦晋会馆，因成员以陕西人为主，人们习惯称其为老陕会馆。陕西商号还深入到康区各地，在重点集镇设有分号。康定县农资公司原经理徐志权说，他的父亲徐柏荣给陕商商号“德茂源”当二掌柜时，曾带马队到云南运茶叶。68岁的格桑曲批说，他的爸爸张阳生曾跟着爷爷张云从雅安背茶包徒步到巴塘。

记者去康定前在户县采访时得知，“炉客”们每年都运回大量金条、麝香、银圆等，为户县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不仅有赔钱的，而且有的死在半路。许多“炉客”从十多岁就到了康定，因回趟陕西很难，花销太大，时间久了，就在康定安家，当然也有因没有挣上钱，终生不好意思回家，从此断了音讯。

年逾六旬的徐志权说，他的父亲徐柏荣13岁时用了70多天，从户县牛东乡走到康定，此后60多年，只回了3趟老家。

“ 炉客”给康定带来了许多陕西民俗文化，陕西锅盔等小吃在康定很受藏、汉群众喜爱。在康定影响最大的是“老陕鼓”，不仅每年春节时要表演，而且成为当地节庆活动不可缺少的节目。“老陕鼓”又叫“闹山鼓”，敲打间隙还穿插清唱眉户。陕西的信天游也带到了康定，其中的《十五月儿高》歌词为：

初一到十五，

十五月儿高，

春风直摆动，

杨呀么杨柳梢。

年年都在外，

年年你不回来，

啊达（什么地方）的人儿，

捎咧封信儿来。

最后的炉客

在康定采访时，对陕西炉客颇有研究的《甘孜日报》社总编郭昌平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在甘孜县见过一位叫“孙大”的陕西户县人。孙大个头不高，经常剔光头，穿件黑棉袄，待人和蔼，不仅面条擀得好，锅盔也烙得好。他们去孙大家，就是想吃老人做的面条。孙大解放前给商号收药材，解放后在县商业局负责收购药材。他识别药材能力很强，只要是他定的级，无论是汉族人还是藏族人都放心。当地藏族人和他关系很好，经常给他送酥油茶、奶子等。

记者从徐志权处得知，“孙大”名叫孙继才，当地人尊称经商的陕西人为“某大”，有先生的意思。

记者去康定前在户县采访时见到过孙继才，当时已97岁高龄。他于十多岁时，因关中闹年馑，到甘孜县给陕西商号“利盛恭”当相公，即伙计，收购麝香、鹿茸、藏红花、牛皮、羊绒等，用牦牛运到康定，然后从康定拉回茶叶。生活非常艰辛，无论春夏秋冬都要跑生意，有时晚上还要赶路，到处都是雪，就在路上烧水做饭，吃糌粑。

按行规，学徒干够10年才能回老家一次，这叫一囤。但他在甘孜呆了20多年才第一次回家。

在掌柜的介绍下，他和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结婚，生有4个儿子，一个女儿。当孩子到了学龄时，当地许多人喜欢将孩子送进寺庙，而孙继才坚持让儿女到学校读书。

他的藏族妻子跟着他学会了陕西话和擀面条、烙锅盔。解放后公私合营，他参加了工作，曾当过县人大代表。因母亲想孙子，他于1952年第一次回家时将大儿子孙景航和女儿送回户县。1960年老伴去世。上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时，因路途遥远，孙继才没有回户县为母亲送葬。他1980年退休，1990年回到牛东村，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现在甘孜还有他的儿孙十几口人。

记者最近到户县欲再次采访孙继才时，他的大儿子孙景航告诉记者，孙继才这位被称为“最后的炉客”3年前去世了。

焦学仁带记者看陕西会馆遗址。

陕商是茶马古道的主力军

陕西人给人的印象，不善经商，走不出家门。这次参加“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期间，记者听到许多关于茶马古道上陕西商人的情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旭曾到多条茶马古道考察，他告诉记者，在康定，陕西商人远远超过云南商人，当时云南商人只有20多家，陕西商人有60多家。四川甘孜州每一个县，大的商人都是陕西人。他到过茶马古道重镇巴塘。巴塘有一个三省会馆，就是陕西、四川、云南三省商人建的会馆。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说，在民国时期，四川有句谚语：

老陕豆腐狗，

走尽天下有。

这反映陕西商人之多。过去在川藏线上的汉人，大多数是陕西人。在宋代就有陕西商人，到明代最兴盛。执康区商业牛耳者为陕商，川、滇、黔商只是做二流生意。陕商特点是团结，资金大。陕商还是父子联合做生意，总柜设在陕西。解放后，四川的商人才超过陕西商人。

寇骞认为，陕西商帮曾经是中国最耀眼的商帮。茶马古道中，除陕甘茶马古道不用说，川藏茶马古道也是陕西人开辟的。此次到云南访问到焦家后人，说明陕西商人在滇藏茶马古道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振奋陕西人精神，增强陕西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