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击缶善秦声 话说秦腔那些遥远的故事
鲁迅先生为易俗社题写“古调独弹”四字。
去年11月份,陕西省在北京举办了“陕西秦腔文化周”活动。期间,原文化部副部长,现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连看三场,情不能已,遂填《浣溪沙》五阕,以表观感。在词里,郑先生提到了几个有记录的、与秦腔有关的历史事件。
“秦王击缶善秦声”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83年。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蔺相如受赵惠文王之诏,身揣“和氏璧”与秦王周旋,戳破秦以十五城换“璧”的骗局,完璧归赵。但秦王并不甘心,四年后,又提出与赵王在渑池相见。赵王在蔺相如的陪同下如期赴约。秦王正喝酒时,突然让赵王鼓瑟,赵王照办了。秦王令御史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喝酒,秦王曾命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也上前对秦王说:“听说秦王秦腔唱得好,也请秦王敲敲瓦盆,大家互相娱乐。”秦王很生气,不干。于是,蔺相如拿来瓦盆,跪在秦王面前。秦王还是不肯,相如说:“我走五步,你不击,我就死在你面前。”秦王的护卫要杀蔺相如,相如瞪大眼怒斥,周围人都愣住了。这时,秦王虽不高兴,但却敲了一下。相如则招呼赵国的御史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说:“赵国应该拿十五个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却说:“那秦国用咸阳给赵王贺寿。”酒宴上,秦王始终不能占上风。这段文字记录了蔺相如的聪明智慧、坚强忠贞,也提到了秦王会秦声之事。
“搏髀弹筝意纵横”
“梆子源流且远溯”
战国后期,秦国崛起,六国惧怕其扩张野心。公元前237年,韩派水利专家郑国助秦兴修“郑国渠”,意在削弱秦的国力。秦始皇发觉后,遂对秦国籍以外的官员不信任,并下逐客令。身为客卿的李斯为楚国人,也被赶走。动身前写奏折《谏逐客书》给秦王。肯定了外籍人士对秦发展的重大贡献;讲到财富共享的道理;最后警告秦王把人才赶走等于资助敌国,无利于统一大业。秦王觉悟,即刻废止,并派人追回李斯。《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短短二十二个字,把秦声的音调和特点讲得很清楚:敲击器两件:瓮和缶。“击瓮”:没有铜锣的时候,用撞击大瓷瓮增加气氛;“叩缶”,就是把瓦盆扣起来敲底子,演变到今天就是扁鼓,此鼓像盆一样,口向下、不封底,声音清脆,被各种剧目普遍使用(这也是秦腔对中国戏剧影响的历史见证)。所以,“击瓮叩缶”可视为敲锣打鼓;“弹筝”:就是古琴伴奏。当时还没有“胡琴”(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引进来的乐器)。所以用“筝”伴奏准确的历史时间应是“秦”之前;“搏髀”:就是拍打胯骨,边唱边拍,掌握节奏,拍痛了就用两个木棒敲击,叫做“梆子”。故秦腔被确立为“梆子戏”的“鼻祖”。因此,郑先生在词里写道:“梆子源流且远溯”;“呼呜呜”:指声音很大,后来史书上出现的“呼呜呜”成为秦腔的代名词。至今在中国336种戏曲中,没有哪种戏有秦腔的调儿高;“快耳”:听起来很悦耳,这就是真正的“秦之声”。今天的关中,婚丧嫁娶、节年贺寿以及民间秦腔的自乐班,表演者围坐一圈,锣鼓配套,梆子配乐,高声清唱,仍然保持着两千多年前的老样子。
公元前71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他的《报孙会宗书》中写道:“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这里“秦声”和“呼呜呜”同时出现,都代表嗓门高大的秦声,也体现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的“嘄噭之声兴而士奋”。
“梨园青史亦峥嵘”
梨园,旧址在唐长安城的光化门外(今西安西北的大白杨村附近)。唐玄宗知音律,酷爱法曲,在理国听政的业余时间,教“太常乐工子弟300人为丝竹之戏”。大家一起奏乐,但只要有一人声音有误,玄宗都能发现并马上纠正。“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安史之乱后,“两京陷,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离宫园囿,遂一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新唐书》)据说,杨贵妃也常到梨园亲自施教。嗣后,戏剧界尊玄宗为“戏祖”;称戏曲界为“梨园”。
秦腔表演画 (资料图片)
“康乾花雅自相争”
“至今尤忆魏长生”
康乾花雅自相争,说的是康、乾年间发生在北京的戏曲大战。秦腔的这段光辉历史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戏曲史学家徐慕云在他1938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里讲到:“乾隆时昆曲隆盛,此时已起花、雅两部之别,昆腔为雅部,其他诸腔为花部,统谓之乱弹。雅部,王者也;花部,霸者也。”
秦腔著名花旦演员魏长生生于1744年,四川金堂人,十三岁到西安学艺。当时西安已有双庆班等专业秦腔演出团体。1774年,即乾隆三十九年,魏长生与徒弟陈渼碧进京演出。上演《滚楼》一剧轰动京城。后来,秦腔班以“不雅”为因被逐出。离京后,魏长生师徒下江南,到扬州、苏州等地巡演,颇受欢迎。当时,清代文人费执卿在他的《扬州梦香词》中写道:“扬州好,几处怡游场,转串大秦梆子曲,越伶安息棒几香,一觉十年长。”
1790年前后,魏长生和徒弟陈渼碧率秦腔班再次来到北京。当时在京城演出的有奉乾隆之诏于1790年进京的四大徽班,还有昆曲和汉调,共六大班伶。杨掌生在《辛壬癸甲录》里说:“自乾隆间,魏长生在双庆部,其徒陈渼碧在官庆部,相继作秦声以媚人,京腔以次销歇。”而花雅相争的最终结果,自命高雅的“昆曲”冰消瓦解,西秦土音的“秦腔”大获全胜。徐慕云先生书中评价说: “昆曲气运日非,第一名‘集秀班’于道光七年(1827)冰消瓦解。”而“西秦土音,弹筝搏髀,呼呜呜然歌冠京城。”“是实秦腔适至,六大班伶人失业。遂争相附入秦腔班觅食,籍免冻馁之虞。秦腔初入都时与京腔互争地位之时期,其后日益蓬勃,居然把握北京戏剧之主要部分,此亦可见其魔力之大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九十年前的北京戏曲》一文里写道,“秦腔既盛行,四大徽班中的和春班,受了它的影响,在昆曲高腔之外大唱秦腔戏。”
1802年夏天,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背娃入府》,演出结束刚到后台,就与世长辞,终年58岁。魏长生“以表演细腻,且对伴奏、化妆、表演多有改革发展,对当时的戏曲演员颇有影响”。(《辞海》)在中国戏曲历史上,除了古代春秋时的优孟、优施外,魏先生是最早有生辰记录的戏曲演员。
十九世纪中叶,秦腔、昆曲、徽剧、汉调四戏以其精华培育、滋润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1827年前后,昆曲衰落;1905年,四大徽班解散,二剧被抢救复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而秦腔以其深沉的锣鼓梆子,优美的琵琶胡琴,记录着历史,诉说着变革,雕琢着黄河文化的丰功,创造着戏曲艺术的伟绩,显示出英勇奋斗的精神和强大不息的生命力。
“古调逢时但独弹”
1924年7月,鲁迅先生和北大、北师、东南、南开等大学的十余名学者、教授应西北大学教授傅桐之邀,到古城讲学。并于7月16日、17日、18日、26日、8月3日5次到易俗社观看演出。剧目有《双锦衣》《大孝传》《人月圆》等。临行时,除去路费,这些学者将讲学报酬——现洋五十圆全部赠给易俗社,随行的《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先生同时捐赠五十圆。同时,为祝贺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鲁迅先生题写“古调独弹”四字,并刻制成匾额相赠。需要指出的是,之前,鲁迅先生对戏曲还是有些看法的,认为戏曲是旧文化的产物,通常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在西安的二十天,鲁迅先生却主动到易俗社观看了五场戏,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根据孙伏园先生回忆,每次看完演出后,鲁迅都非常兴奋,并给予高度评价,“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移风易俗着先鞭”
讲的是中国唯一的百年剧团“易俗社”。 1957年六月,中国戏剧活动家、剧作家田汉先生在西安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世界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剧团只有三个,一个是法国芭蕾舞团,一个是莫斯科大剧院。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易俗社了。”五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存在了一个世纪的、具有革命传统的西安易俗社是 “中国之最”呢?
198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郭汉城在出版易俗社剧本集时写道:“他们(易俗社)忧国伤时,深感于国家贫弱和人民的愚昧,主张改革戏曲,作为社会教育的辅助,以达到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目的。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进步的重要的戏曲改革团体。更重要的是他的新的戏剧观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理想,而不是一个以演戏赚钱混饭吃的普通的演出团体。”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易俗社不同于一般戏班子的特殊之处。
广东电视台1995年制作《中国之最》系列专题片时,拍摄播放了中国剧团之最:《西安易俗社》。易俗社不仅是中国剧团之最,它传统的爱国表现和在抗日战争中的勇敢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伍永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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