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砚起家为砚而亡 袁家三代守护辽砚忧传承(图)

 

用“制砚人生”来概括袁斌，可谓实至名归。从15岁拿起刻刀到78岁封刀谢客，85岁的袁斌制砚之路走了63年。从袁斌的祖父起，袁家三代人的命运就开始与辽砚有了恩怨难解的交集。祖父靠制砚起家，父亲却因制砚而死。它让袁斌经历了家族作坊的兴盛荣耀，也饱尝了家道中落的坎坷艰辛。父亲去世后，他本有机会不再从事艰苦的制砚一行，选择另一种人生，但骨子里难以割舍的情分让他重新回到了辽宁本溪桥头镇，选择与辽砚相伴到老。

三代制砚之路

袁斌祖籍辽阳，祖上本是书香门第，出过一个晚清翰林。与书香墨影为伴的袁氏家族从什么时候转向制砚行业，现在已不得而知，已知的袁氏家族中最早的制砚传人是袁斌的祖父袁炳勋。上世纪初期，袁炳勋带领全家从老家辽阳迁至沈阳落脚，在张氏帅府的斜对面开了一家辽砚作坊——宁家楼。到了袁斌的父亲袁景云一代，宁家楼已远近驰名，仅制砚师傅就有29个。

提起往日的繁华盛景，袁斌不禁感慨万千。那时宁家楼生意红火，每天店前车水马龙，火车将本溪桥头镇的辽砚石材运到沈阳，20多位制砚师傅加班加点地赶活。到晚上六七点钟，制砚的长条桌拉开，大鱼大肉端上，烧酒斟满，师傅们吃喝完毕，接着在通明的灯火中继续干活。

光临宁家楼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仅一街之隔的张学良就是店里的常客之一。当时袁斌还小，虽然平时顽皮，但每次张学良来，袁斌都会乖乖地立正，叫一声：“张叔好！”张学良一般会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果奖给袁斌。有时没带糖，张学良就会伸出两个拳头，让袁斌猜猜糖在哪只手里，等他猜完伸出手来接糖时，张学良就会在他的手心“啪”地打一下，然后乐呵呵地离开。

到了伪满洲国时期，宁家楼的生意仍是兴隆红火，可以用“供不应求”来形容。除了学生用毛笔写字对砚台需求很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效法康熙、乾隆皇帝，以辽砚赏赐大臣。那时，伪满州国的总理郑孝胥经常来宁家楼采购砚台，一是供溥仪赏赐大臣用，二是定做一些高档砚台作为外交礼物。袁家所制的辽砚就这样流往了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袁斌，对辽砚有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每次父亲雕刻辽砚时，袁斌都会凑过去，好奇地在一旁看。有时他会抱着辽砚仔细把玩，用手描摹上面细腻流畅的花纹。天长日久，那些游龙飞凤、花鸟流云全都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后来袁斌雕刻时不需打草稿，刀随心走。

可惜，好景不长，袁斌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随着父亲的早逝而破碎了。袁景云是全家制砚最好的人，也是宁家楼的当家人。袁家生意能如此红火，深受显贵富贾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袁景云。可袁景云却在宁家楼如日中天时，患上了矽肺病。其实，从选择制砚这一行开始，矽肺病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制砚人的一生。袁景云的死对袁家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当时，袁炳勋年迈体弱，已拿不起刻刀；袁斌年纪还小，造诣尚浅。宁家楼从此失去了当家人，日益衰败，难以为继。无奈之下，爷爷袁炳勋带着袁斌迁到本溪桥头镇谋生。

辽砚传承人袁斌

回桥头重拾手艺

本溪桥头镇，因盛产制砚的石材——云石而被称为“辽砚之乡”。随祖父搬到桥头镇之后，为了谋生，袁斌在镇上一家日本人开的制砚作坊做学徒。自幼的家风熏陶，再加上悟性和钻研，袁斌的制砚技艺突飞猛进，不出数年，他就从年轻一代的制砚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行家看好的对象。然而，那个年代并不允许有人潜心工艺技术。作为中国传统的具有实用、审美和收藏价值的辽砚，在战乱中同样失去了它的生存价值。砚坑荒废，作坊凋零。为了生存，袁斌曾在国民党军队医院里当过护理人员，后又到解放军部队工作过，解放初期，袁斌重回故里，在辽阳当上了老师。

本以为这辈子就此与辽砚擦肩而过的袁斌，没想到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

1957年，本溪市桥头石材厂成立。在搜罗技术人才时厂里想到了袁斌，派专人将一纸聘书送到了辽阳。这让袁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跟辛苦的制砚行业相比，教师这个职业清闲而稳定，更重要的是不用担心矽肺病的威胁，一想到父亲凄惨的死状，袁斌就不寒而栗。但就此舍弃辽砚，舍弃袁家三代人以透支生命为代价雕琢出的艺术，又让他心如刀绞。思量挣扎了许久，袁斌还是接受了石材厂的聘请，回到桥头镇。祖父袁炳勋得知这个消息后，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骂袁斌不孝。袁斌说：“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因制砚痛失爱子，晚境凄凉，现在孙子又走上了这条老路。”

作为厂里的技术指导，袁斌不仅自己制砚，还负责指导10多个徒弟。袁斌雕刻不需图样，但为了教徒弟，他把样图画出来，让徒弟照着刻，他在一旁指导，下刀的轻重、布局的技巧，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在袁斌的带领下，当时桥头石材厂年产砚台800多块，高档砚台90多块，这些高档砚台主要用来出口创汇。袁斌也从技术指导升任副厂长，他笑着说：“那时候给我待遇相当高，每月88块钱的工资，后来涨到118块，比局长还高！”与此同时，袁斌也迎来了自己制砚生涯的高峰，他的作品成为省市领导馈赠外宾的最佳礼品。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中央有关部门点名要以辽砚作为出访礼物。袁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赶制出《六龙戏珠》等四方砚台。这四方砚台被日本友人称为中国的“国宝”，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

守着辽砚忧传承

1985年的一天，北京空军地勤部队的首长看到袁斌的辽砚后，当场表示想调袁斌到部队传授技艺，还保证解决在北京的住房问题。面对这样的大好机会，家人也十分支持，可袁斌一直没有表态。

袁斌说：“桥头镇之于我，不是故土胜似故土。这里是辽砚的根，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我为制砚所倾注的点点滴滴——学徒时的艰苦、离开时的不舍、抉择时的挣扎、面对祖父的愧疚、成功后的喜悦。就像当初选择回来一样，这次我选择留下。”事后，袁斌没少挨家人的数落，女儿袁丽霞至今还在埋怨父亲当年的决定。42岁的她是家里唯一一个继承父业的，16岁开始学徒，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练就了制砚的好手艺。回忆起少时学艺的情景，袁丽霞说：“我是急性子，学一点就觉得差不多了，没有钻研的劲儿。我爸就经常骂我，气得我妈总跟他吵架‘你对别的徒弟那么有耐心，怎么就不能好好跟自己的女儿说话？’”虽然袁丽霞没少抱怨制砚又苦又累，比如夏天要戴口罩、穿皮衣，捂一身的汗等，但她还是一直做到今天没有转行。

直到今天，袁斌依然蜗居在桥头镇一间窄小的平房里，守着他的青山绿水、云石辽砚，过着清贫却自在的日子。唯一的忧虑是袁氏制砚技艺的传承。袁斌说，女儿虽然雕刻的技术不错，但绘画和设计底子不行，难成一代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受不了制砚的清苦和寂寞，愿意学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他希望能有天分高、悟性好、肯吃苦的年轻人像自己一样发自肺腑地热爱这门手艺，将凝聚了袁氏三代人心血的制砚技艺传承下去。（曹洋）

责任编辑:依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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