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的帮会文化:庙堂和民间不配对的产物

　　上海滩和天津卫，是近代帮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那些被朝廷拒绝但又不甘心沦为“民间”的人，与官方和民间都若即若离。帮会文化有着民间文化的外形，却隐藏庙堂文化的内核。它是民间的小庙堂，内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庙堂式的，特别讲究等级，兄弟关系背后是严酷的人身依附，暴力至上，流行密语和粗话。它以民间的外表与老百姓套近乎，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庙堂特色顿时暴露无遗。它是一种心猿意马的文化形式，既用民间话语挑衅庙堂，又用庙堂话语打压民间，使民间对它爱恨交加，庙堂对它心存疑虑。总的来说是庙堂之心不死，喜欢往庙堂权力秩序上靠。

　　帮会成员很像市民但又不是市民。除特殊时期，如战争、外族入侵等之外，帮会的活动场所一般在城市。因此他们的直观形态就是市民，但又不是标准的市民。市民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他们从农耕文明的母体内部脱胎而出，通过高度细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单个人的身份进入市民社会。他们必须遵循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并将部分权力让度给政治组织。即使存在同业公会等小团体，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体与公众的良性关系，而不是只为了帮会自身的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帮会成员不是这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现代城市文化中，强行维持农耕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们崇尚语言和肢体暴力，以此来扩大帮会秩序的地盘。他们讲“义气”而不讲正义，义气就是他们的正义。他们模仿血缘宗法关系：兄弟关系，结社拜把子，试图将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子宫里出来的人；老乡关系，将相同的语音当作人际关系的纽带；师徒关系，一种变相的父子关系或君臣关系。这些关系充满了权力等级，与现代市民社会讲究独立意识和个体尊严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与庙堂等级制没有什么两样。

　　帮会成员很像农民但又不是农民。农民并不推崇暴力，他们打架的主要原因，是维权时缺乏语言，急眼儿了，只好动粗。但他们是相互厮打，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惩罚。语言暴力在农民那里也不常见，只有女性农民在受到强权欺压时，才会出现语言暴力倾向，但她们不会说出黑社会那种带有审判色彩的语言，而是将自己和被骂的对象一起贬为畜生，语言上与对方“同归于尽”。此外，农民崇尚体力劳动，他们是自然之子，与土地融为一体。不热爱体力劳动的，被视为“二流子”，在乡村不受待见，只好离开乡土，流落城市。

　　离开土地的帮会成员，并没有做好成为市民的准备，不能介入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系，只好靠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为生。有些事在乡村“熟人世界”不能干，因为彼此都熟识；在城市这个“陌生人世界”好像可以干似的，以为干了也没有人知道。帮会成员对陌生人十分警惕，他们不善于交结新的合作伙伴，而是依赖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恨不得将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血亲，动辄称兄道弟。但是，这种语言上虚拟的血缘关系是极不稳定的，于是有了“歃血为盟”的仪式，将A型血和B型血同时滴在一碗酒里，两种血型溶解在一起，象征两个人不可分离。如果你硬要分离，那就剁指头、割耳朵。帮会世界的稳固性，建立在丧失指头和耳朵的恐惧之上。

　　帮会文化将会在不同时空之中，以不同规模和形式继续存在，因为它是庙堂和民间两种文化器官“不配对”的产物，是社会躯体上部分坏死组织的分泌物。只有庙堂和民间彻底“配对”，这种分泌物才会消失。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者猜想。

　　（文化批评家 北京 张柠）

责任编辑:依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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