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最后的秤匠

新洲，阳逻老街。

这个冬天来得好晚，昨天午饭后，晒太阳的街坊在咸一句淡一句地扯着没有油盐的话，熊世忠捧着水杯坐在秤铺门口，心里却没什么暖意，只觉得和眼前这条老街一样，空空荡荡的。

这里要拆咯，是武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拆迁。老熊对今后的生计倒不愁，他修电子秤的本领也很过硬，可是除了阳逻这家残留的老秤铺，以后谁还用得着他亲自做木杆秤呢，熊家手工制秤的祖传手艺，到了他这第四代传人，怕是要彻底断档了。

熊世忠心有不甘啊，听上辈人说，当年的汉口万商云集、商品争流，大小买卖都离不开秤，也成就了全国制秤最多、水平最高的地位，有名的大秤号多达二十几家，其中的一家，就是熊氏老秤号“熊正兴”。

老熊是十三四岁开始对父亲这门手艺感兴趣的，这项沿袭了2000多年的“国粹”里的名堂太多了，除开几十道制作程序，其中的文化内涵好丰富，比如秤杆的秤星，一颗星代表一两重，有三颗分别名为“福、禄、寿”，目的是为了告诫买卖人不能欺骗顾客赚黑心钱。欺人一两你自己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没官做）；欺人三两要折“寿”。再比如人们至今常用的“权衡”等词语，“权”就是秤砣，“衡”就是秤杆。至于“秤不离砣，公不离婆”、“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等民谚，则已经升华成一种道德理念传播了。普通的杆秤，多少年来已经成了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

在这样形象的文化浸淫中，在父亲苛刻的专业要求下，肯动脑肯吃苦的熊世忠几年便学成了。适逢改革开放，市场繁荣，个体经济合法，小商小贩遍布城乡，加上农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一时间全国杆秤的需求量在2.4亿杆左右。那时候的制秤行业那叫一个火哟，20岁不到的小熊被“师傅前师傅后”地围到喊到，那叫一个“拽”哟，从湖南来的、从河南来的、从安徽来的等等，一天得要百把杆，哪做得赢咧。每杆大秤光钻镶“秤花”就得300多个啊。于是卖鸡蛋的加一篮鸡蛋、卖水果的加一袋水果，非要小熊师傅亲自做的，因为是祖传，因为是正宗，因为选料上等，秤纽、秤钩灵活准确，因为出手的东西就是那个事！

然而19岁的熊世忠没有陶醉在这样的前呼后拥之中，而是专业对口地进了“武汉衡器厂”，运了10年国营厂大师傅的味儿，手艺更加全面后便离厂单干，洪湖、浙江等等，最后落脚在阳逻“杆秤大王”陈觉忠的衡器店帮衬至今。

渐渐地他做的秤卖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秤。20多块一杆手工秤每天卖不出二三杆，根本无法养活一个店和一家人，好在有“武衡”打下的电子秤底子，老熊就靠销售、修理各种电子秤来维持老秤铺。只是空闲下来没有捞摸时，才会抄起一根杆坯，用“雷公钻”，吱啦吱啦地拉二胡般，精致地钻出一个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和装饰花案孔，然后将同样细的铜丝嵌入孔内，再用快刀将铜丝刮断，敲实、打磨、抛光等等，直到秤星闪亮，秤花生辉。这是制秤工序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秤匠最吃功夫的活计，熊世忠把这一切做得轻松流畅，极具观赏性和人文品质，连秤星花案都带有“恭贺”含义，难怪过路的外国人和台胞都会进店拍个不停。

但熊世忠不满足这样过干瘾，看到电视里经常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道，他对比着自己手艺，觉得完全具备相同的申报条件。本命年的他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和精力，他想把祖宗的宝贝继续留到，可是这一切又该从何开始呢？

采访后记

带着熊世忠的期望，记者进行相关“网搜”后得知，四川、西安、宁波等地正开始或已经将“木杆秤制作技艺”列入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些地方大都是武汉人当年去“播种”的。如清朝末年武汉秤匠蔡元兴带着做秤绝活来到安徽肥西的三河镇发展，现在其后人蔡治国不仅入选当地“非遗”，政府还帮助他的秤铺开发制作“旅游纪念秤”，提高产品附加值；再如在西部地区独领风骚的陕西汉中制秤业，那可绝对是武汉人带出道的“徒弟伢”。1939年，武汉最有名的“福泰”记的一批师傅为逃日本人炸弹，从汉口到汉中制秤谋生，其中大名鼎鼎的张兆金师傅收陕西娃刘德福为徒授业。如今84岁的刘德福成为汉中制秤业的“独苗”，陕西省非物质丈化遗产研究会在为其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筹资35万元，积极开展包括资料搜集、经济补助、扩招徒弟、寻找销路在内的“抢救”措施。

如此看来，传出去的，似乎比留家里的更受重视，祖传正宗的“熊世忠们”在汉已不到10人，老武汉的绝活难道真的会在新武汉“绝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