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 “文化自觉”的表征

新华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DNA。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世界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许多国家独特的、蕴涵着民族精神家园、承载着民族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冲击。有学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每一分钟就可能有一首民歌、一个乐种、一种手艺、一座古建筑永远地消失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0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工作，此举为保护“文化多样性”，为一些处于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弱势文化提供了一种继续生存的可能，而“文化自觉”则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文化自觉”是已故学者费孝通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是该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

危机催生“自觉”

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自觉”不会自然发生，它常常是在灾难或巨大的民族危机之后的一种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将此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国家，许多人误认为日本“一贯如此”，其实日本也经历过一场痛苦的思想嬗变。

日本与中国一样曾在近代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沦为弱势。学习西方，是当时中、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共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提出“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国策。1872年，日本文部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建立学堂、颁布学制。次年，大相扑被以“裸体的野蛮游戏”为由遭到禁止。与此同时，西式建筑开始大量出现并引领日本建筑潮流。在演艺方面，日本不但大量移植西方歌剧和话剧（新剧），甚至连日本的国宝“歌舞伎”也曾按照西洋歌剧的形式被改造。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日本经历了一个从全面西化到重新肯定并高度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社会心理变化，应该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核打击的国家在沦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之后，整个民族文化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之后的痛苦反思。日本民族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现代化”较晚的国家，无论“脱亚入欧”的决心有多大，西方国家仍将它视为“东方”国家；战败后的日本，可以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的自主权，可以在“国家和国际大事”上仰人鼻息，但是，只要传统文化还在，只要和服、茶道、柔道、寿司、榻榻米、歌舞伎、三味线等传统风俗、礼仪、节日还在，就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受人尊重的国家。文化独立的意义，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是一种本质的独立。

1950年，日本率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1954年以后，又推出了对无形文化财传承人的保护制度，以“人间国宝”的尊称和相应的待遇表达对传承人的全民礼遇。当代日本呈现给世界的面貌，一方面是高度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相对古老和对传统的高度尊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达官显贵曾纷纷穿起西式的“燕尾服”出席音乐会。今天，日本观众重新穿起华贵的和服，以一种近似宗教崇拜的态度去观赏“能”或“歌舞伎”。而明治维新后曾一度遭禁止的大相扑，不但继续着“裸体的野蛮游戏”，更被日本社会视为“国伎”而普获尊崇。

韩国也是较早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国家。处在美国文化的强势笼罩之下，对民族未来的担忧和对民族统一的渴望，使这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产生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情感，对朝鲜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执著追索与一种类似信仰的文化自尊，促使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紧随日本之后于1962年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还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对于最顶层被授予“保有者”称号的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还提供生活补助和医疗保障，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压力与恐惧，似乎是我们这两个近邻首先“文化自觉”、较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并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原因。

自我反思调整

近年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中国以31个项目入选成为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一个几年前还不被人所知的陌生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突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不能以中断历史、丢掉文化传统为代价。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中国的“文化自觉”也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全面挤压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但并非日本、韩国那样经历了切肤之痛后的“幡然醒悟”，而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在现代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

“文化自觉”首先要“各美其美”，但对于一个处于强势文化“软性包围”下的民族，却常常认识不到自己的美，因而没有“文化自觉”的可能。而缺乏真正的“文化自觉”，所谓保护文化遗产的努力只能付诸东流。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尤其是国家级项目和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而是基于利益驱动的行为，其主要动机，不是保护文化遗产，而是扩大地方知名度、打造旅游产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甚至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功利行为。

我们认识到，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现实途径：一是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改变目前许多青年人对本民族文化无知、无感情的状态，让青年一代通过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夯实文化根基、追索民族魂魄，构建一个传承了民族文化DNA的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最终实现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理想；二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减少文化决策的功利性，增加对提高国家软实力意义的认识，保证体现民族共识的政府高层决策能够真正落在实处，成为可持续、有意义、有价值的行动。“文化自觉”的标准和途径是文艺复兴；“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文化自觉”的核心；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