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修博物馆 收“动车事件”车体残骸

“我希望给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做奴隶，把历史的碎片缝起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奴隶，让观众看得清楚一点，看的角度多一点，把博物馆作为人生的第二课堂，所以我要坚持这个大馆奴。”7月18日下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的《大馆奴》新书首发式上，传主樊建川交待了书名的来由。马未都、秦晖、吴思等老友前来捧场。

这本由樊建川口述的传记《大馆奴》叙述了他从金沙江边的少年，到做知青、当兵、宜宾市副市长、辞官经商，后又建博物馆的经历。某种意义上，它更是建川博物馆的传记。该书的序言里，流沙河写道，为了建川博物馆，樊建川几乎把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了。南都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心愿 几十万件藏品见证三十年变迁

南都：建川博物馆群落是现在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但听说你最大的愿望是建一座六十层高的新中国六十年博物馆？

樊建川：实际上前三十年已经建了博物馆，包括知青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瓷器馆等等。但中华民族五千年，改革开放这后三十年是变化最大的。目前已经收集了几十万件物件：“大哥大”我们至少收集几百个，传真机也收集了上千部，还有农民企业创业的营业执照、比较早的出国护照、在国外落地生根的房产房契。再比如“温州动车事件”的动车残骸。“孙志刚案”发生后，我们找孙的父亲要到了孙志刚生前的素描等遗物，也包括收容所的值班记录、审讯记录、收容证。

南都：农民工群体你们有关注吗？

樊建川：当然，农民工的遭遇在这三十年里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遭遇。从八十年代农民工的工资条、介绍信，到尘肺病、治安处罚的资料，还有骑摩托回家的加油票。农民工的变迁，会融入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博物馆的不同年份中，而不会专门为这个群体做一个专题馆。

陈列“世上哪有一家30层的博物馆？”

南都：因为你做的是事件性的博物馆，你打算以什么逻辑陈列这些展品呢？

樊建川：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年一个厅。每个厅又以时间顺序，比如一月份涨大水，二月份农民工回家，三月份又有个拆迁……图片、文字和文物都是依照“大事记”展开。另一方面，每一年都会有一部纪录片，集中展现这一年最突出的一件事，比如抗洪、世博会、“非典”、几百万工人下岗等等，每年还有一首歌，李谷一的《乡恋》到崔健的《一无所有》都会有。换句话说，既有宏大叙事，也有文物呈现出的具体的个人。但因为每一年的展厅只有1500平方米，但一年里的事情特别丰富，要么就是做减法的问题，要么只能轮换展览。

南都：会不会参照西方的博物馆案例？

樊建川：世界上哪有一家三十层楼的博物馆？这种编年史的博物馆，全世界没有可以借鉴的。在地方政府眼里，这是太好的旅游项目了。你想三十个馆，上午看五个，下午看五个，全看完要看三天。青岛和太原都找过我们，但北方的城市我不考虑，冬天怎么办？肯定要在南方，上海的崇明岛和深圳倒跟我谈过。

方法“做博物馆，需要各方面能力”

南都：对那些希望借助你们资源进行研究的学者，建川博物馆是什么态度？

樊建川：我们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档案库，光印刷品就有上百吨，手写的资料也差不多七八十吨，包括两万本日记、几十万封信、几十万本影集，这些都存在库房里，不对外开放。沈志华、秦晖他们都来过，一钻到库房里不出来。傅高义也来过几次，但我不让他进库房。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一，“武斗”的档案资料也好、“反右”也好，牵涉社会稳定，不方便公布；第二个担心是隐私问题，比如“文革”期间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检举的人和被检举的人都还健在，应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敏感、隐私的资料还要再埋二十年。不过如果按照《档案法》，部分资料已经超过年限，可以公开。

我们最近准备搞一个“建川博物馆研究中心”，公布一部分经过我们筛选的资料。比如我们收藏了上百万份票证，从火车票、豆腐票、香烟票到大便票、小便票，甚至月经带、夜壶都要凭票。再如我们收藏了上万封日本人侵华期间，从中国写回日本的书信。这些也可以供学者研究，信中有些内容被审查官划掉，你能不能把划掉的部分还原出来？

南都：有人会说你身上的江湖气太重，这跟做博物馆这件事会不会冲突？

樊建川：恰恰是因为我特别了解江湖，接地气，才使我能够权衡很多因素来做博物馆。在中国办事情，特别是做博物馆，从藏品的收集渠道、展馆用地、如何维系都需要各方面能力。比如2005年8月15号建川博物馆开馆，当时没有批文，我拉了一条横幅“建川博物馆征求群众意见”，就这么开张了，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权衡过，我估计别人不会强行派警察、派部队来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