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地宫出土伊斯兰琉璃器

　　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出土了20件比较完整的琉璃器，也是我们所说的玻璃器。根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琉璃器为唐僖宗（873-888）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之器具，除一套茶碗茶托是典型的中国器型外，其余按年代应是早期伊斯兰琉璃器。

图一：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

　　地宫中出土的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形，底部有加工疤痕。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四排装饰，第一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三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

　　贴丝和贴花都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匠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熟练掌握这种工艺，他们特别喜欢在非常薄的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七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地中海东岸后，伊斯兰玻璃匠首先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这种装饰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圆形饰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到的贴花，另外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也是比较流行的贴花。

图二：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出土的贴塑网纹玻璃瓶

　　法门寺出土的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与现藏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盘口贴塑梨形玻璃瓶极为相似，推测为6-7世纪伊斯兰早期或拜占庭晚期地中海东岸所生产。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基（741）出土的贴塑网纹玻璃瓶，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其贴塑工艺也与此完全相同。

图三：四瓣花纹蓝琉璃盘

　　四瓣花纹蓝琉璃盘，口径20厘米，高2.3厘米。吹塑成型，纹饰镌刻。侈口、平沿、浅腹、平底。盘外底心凸起，系铁棒加工痕迹。通体呈蓝色，光洁透明。盘面刻满纹饰，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其四出部分与方框组成四个“米哈拉布”纹样，四出的尖瓣内，各刻一朵无花果叶，尖瓣之间，饰以忍冬。中间方框内刻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刻纹和刻花都属冷加工装饰工艺。“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语音译，西方译为“壁龛”。是伊斯兰最壮严、最神圣的地方，设在礼拜大殿后墙正中处的小拱门，其方位朝向麦加克尔白，以标志礼拜的方向，伊玛目率众礼拜时面向凹壁。伍麦叶王朝时，哈里发瓦利德于708年在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首建米哈拉布。早期的米哈拉布周围无任何装饰，后在小拱门周围、内壁及窑殿内顶部均雕刻绘制有精美的《古兰经》文和花卉几何图案，庄严肃穆。我国清真寺的“米哈拉布”均在大殿西墙中间，代表着麦加方向。

　　同样的刻纹蓝玻璃盘共有六件。深蓝色透明，平底稍向上凸，侈口。盘的口沿稍有差别，有的圆唇，有的平唇，盘的外底部有加工的铁棒疤痕，盘的内底刻有不同的纹饰，我们称这种玻璃装饰为刻纹玻璃。刻纹属于冷加工装饰工艺，六件玻璃盘都是以植物的枝、叶、花为主题的刻纹，但每件盘子的图案各异。艺术家熟练地运用了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和一些几何图案，如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再加上密集的平行细斜线纹划出地纹，组成繁丽的图案。六件刻纹蓝玻璃盘中有二件在刻纹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线条用金粉描绘，使得已经很华丽的盘子更加光彩夺目，如丹芭纹蓝琉璃盘、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八瓣花蓝色琉璃盘等。刻纹玻璃工艺也是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但保存下来的完整无损的刻纹玻璃器皿非常罕见。这批刻花玻璃盘，应是典型的伊斯兰早期器物，两件描金刻花玻璃盘，更是伊斯兰玻璃器中不可多见的精品。

图四：丹芭纹蓝琉璃盘

图五：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9年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刻纹玻璃盘，与法门寺出土的刻纹玻璃盘最为相似。该盘深蓝色透明，直径28厘米，高1.0厘米，盘子的内底布满繁丽的刻纹图案，其葵花纹、绳索纹和葡萄叶纹都极为相似，法门寺的刻纹玻璃盘应与内沙布尔的玻璃盘属于同一来源。内沙布尔在九世纪以后是伊斯兰重要的玻璃制造中心之一，也是东西贸易的商业重镇。法门寺出土的这六件完整的刻纹蓝玻璃盘很可能是来自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6]。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所藏两块内沙布尔产的刻花玻璃盘残片（图十），与法门寺出土的刻花琉璃盘造型与工艺也十分相似[7]。

　　图六：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9年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发现的玻璃残片（上）

　　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所藏两块内沙布尔产的刻花玻璃盘残片（下）

　　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高8.4厘米，口径8.2厘米。无色透明。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外底部有粘棒疤痕，腹壁稍外鼓。壁面装饰五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纹，菱纹内饰双环纹，菱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从这件玻璃杯的纹饰来看，它是经过模制印花的。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伊朗内沙布尔发掘时，曾发现多件8——9世纪的桶形杯，但都是素面。这件玻璃杯的纹饰来看，它是经过模制印花的。桶形杯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伊斯兰模吹直桶杯，高10厘米，腹部和底部印满蜂房状的六角形。纹饰虽然与法门寺的这件直桶杯不同，但成形和装饰的工艺是一样的。而拉姆的《近东中世纪玻璃和石雕器》收录的玻璃杯，与法门寺出土的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更为相似。法门寺还出土了一件内圈足浅黄色琉璃杯，直筒，内底部有一圈贴塑的玻璃条，起加固杯底作用。这—特点流行于波斯萨珊晚期及伊斯兰时期，在伊朗、约旦等地均有此类器物的出土。

图七：菱形双环纹直筒琉璃杯

　　罂粟纹黄色琉璃盘，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平底微凸起，底外壁有粘棒疤痕，玻璃为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盘内壁口沿处绘有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部绘二周黑色弦纹，底部绘有黑色罂粟纹。盘内壁除了黑色花纹外，施满不透明黄色作为地色。

图八：罂粟纹黄色琉璃盘

　　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种，玻璃的彩绘与瓷器的彩绘工艺很接近。伊斯兰的釉彩玻璃是富有世界声誉的，一般认为伊斯兰釉彩玻璃的使用年代是公元12——15世纪，早于9世纪的釉彩玻璃很罕见。但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部收藏的内沙布尔发掘品中发现了类似的釉彩玻璃，也是在无色透明的玻璃上涂上黄色作为地色，绘有黑色图案，与法门寺的这件釉彩盘很相似，所以法门寺的釉彩玻璃盘的原产地很可能是伊朗的内沙布尔。也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出土的罂粟纹黄色琉璃盘属于拉斯特彩玻璃。拉斯特彩一般认为8世纪起源于埃及，为二次烧成，9世纪传入两河流域。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藏9世纪拉斯特彩花草几何纹陶盘，其釉彩工艺与此相同。

图九：素面淡黄色琉璃茶托

　　关于河北定县静志寺出土的玻璃器，根据宿白先生的研究，静志寺创建于唐，重修于宋，他认为其中有五件属于唐代进口的伊斯兰玻璃器，小口卵形深蓝色玻璃香水瓶没有纳入唐代进口的伊斯兰玻璃器。法门寺出土的素面圜底细颈蓝琉璃瓶，以前破碎未进行修复，资料也未发表，目前修复后，从颜色、形制上，与静志寺出土的小口卵形深蓝色玻璃香水瓶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静志寺出土的小口卵形深蓝色玻璃香水瓶，应该属唐代进口过来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

　　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化光谱鉴定，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生产的“钠钙玻璃”为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通过对法门寺地宫出土部分玻璃器成分的测定，它们均为钠钙玻璃，钾与镁的含量比较高，属草木灰类型的玻璃器。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里尔博士对伊朗内沙布尔出土的玻璃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二者的成分基本相同，因此，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大部分应属于伊朗内沙布尔地区生产的[11]。

　　唐皇室将这批琉璃器供奉给佛祖，供养于法门寺地宫，也是因为琉璃器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家世界以琉璃为宝，以琉璃光为佛的德性。琉璃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庄严之一，西方净琉璃世界是佛教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作为佛家七宝之一的琉璃，其魅力不仅是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琉璃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大部分应属于伊朗内沙布尔地区所生产，是九世纪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产品，它不仅吸收了古罗马和波斯帝国玻璃生产的工艺和精神，又将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了玻璃器生产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和宗教文化的玻璃器制品。

　　法门寺出土伊斯兰玻璃器数量较多，纪年清晰，出土地明确，且器型完整、制作精美、纹饰华丽，是世界伊斯兰玻璃考古的重大发现，因而将对世界伊斯兰玻璃研究产生重大影响。